文/筑福集团城市更新平台品牌顾问、中国城乡建设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副秘书长 刘欣

据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高达1.6亿，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高达0.9亿，两者共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为《意见》)。《意见》提出，完善市政设施体系，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支撑。加快改造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配套设施不完善、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改善居民基本居住条件。完善老旧小区及周边水电路气热信等配套设施，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科学布局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推进养老托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便捷供给。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统筹推动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改造。可以预见，在《意见》发布之后，县级城镇的建设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那么，在利好政策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下，企业如何才能抓住机遇，参与到我国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来?

县级城市更新需要三种人

“检验城市更新优劣的标准可归纳为‘引人、聚人、留人’六个字。”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住建部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如是谈城市更新的标准。笔者认为，在各城市间白热化的“抢人大战”主体战场向县级城镇转移的过程中，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尤其需要以下三种人。

第一种是对家乡始终怀着一份责任感，愿意为振兴家乡而尽一份力的企业家。这类人在社会上奋斗多年，功成名就，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他们懂得授人以渔。在他们的助力下，以县城为主体的城镇化建设必将得到持久发展。

以任正非为例。2016年，作为贵州人的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率队回乡考察，并决定在贵州贵安新区建立华为的第一个全球云数据中心。2019年12月，华为云计算公司在贵州成立。2020年8月，华为与当地政府联手打造鲲鹏生态创新中心;一个月后，华为宣布与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理工学院在科研交流、税务大数据重点实验室、智慧校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开展合作。产业的振兴，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依托数字经济，贵州从全国的“脱贫主战场”一跃成为“数字新高地”。全省GDP从2011的5615.55亿元，飞跃至2021年的超过19586亿元。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如果有更多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参与其中，那么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会快速前进。

第二种是曾外出求学或务工，因为外部环境影响，最终选择回家乡发展的人才。他们相对年轻，虽然没能融入大城市，却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不愿碌碌无为。在知乎、百度等大型网络平台上，经常被热烈讨论的话题“适合县城的创业项目”，大多来自于他们。比如，某社交媒体上记录了一个在澧县开无国界餐厅的湖南女孩。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的传播方式，她成功地改变了县城女性的消费模式。事实上，每天都有在家乡尝试开设生态园、工作室、露营基地等新型空间的年轻人。他们带回家乡的，不仅是大城市的观念和模式，还有努力拼搏的精神。而县城的未来，非常需要这样的坚持和尝试。

第三种是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回乡，而是寻找符合自身价值观念、值得奋斗余生的第二家乡的人。这类人才又被称为外地创客。比如，被授予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等称号的景德镇陶溪川，通过全心全意的服务，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外地创客。

总的来说，人才，以及人才所带来的资源和资本，就是一个城市的流量。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发展急需这三种人才。毕竟，有人气的城市才有烟火气。

县城产品化：让每座城都独一无二

在《意见》中，笔者注意到一个关键词——“一县一策”。这意味着，在特色小镇时代，不乏盲目跟风，避免同质化建设，避免资源浪费，是城镇化建设的大方向。让每座城都独一无二，发挥自身优势，不仅需要因地制宜的政策，更需要在城市更新中贯彻此理念。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建立“产品化思维”，能更有效的让县级城市更新服务于人。

一是找准定位，塑造品牌。

县城产品的引流模块，塑造IP特色产品、文化旅游自然是首选。与大众城市不同，县城经济更需要精准定位，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或借用“天时”，如安溪县、茅台镇可以依托其流传千年、名满天下的特产;或依托“地利”，“中国第一县”昆山，毗邻上海借势发展GDP超越诸多省会城市，或是河北邯郸市成安县，借北京产业转移之机，接盘了高端阀门生产企业，一举成为科技强县;

或借助乡村振兴的“人和”，做好城乡结合的桥梁，做农业科技的新引擎，将乡村地区粮仓、药库的优势功能充分发挥，做大做强。

明确的定位，让人“眼前一亮”，也让真正的人才清楚看到当地价值。在这个人人愿意“分享”的时代，基于定位的文创及旅游服务，则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品牌传播，有效提升城市的知名度。

二是以优势产业为核心的整体规划。

做好了“引流”，接下来就是转化环节，即“聚人”。以安徽省肥西县为例，2021年，肥西县GDP突破千亿，成为长三角县级主体的一匹“黑马”。曾经的农业大县肥西，借势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在2003年实现产业转型。作为合肥工业发展主阵地，在“十四五”期间，肥西县定位于长三角科创服务，围绕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制造、大健康三大产业集群发展，“筑巢引凤”，2022年规划建设6个主题产业园项目，面积超10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60亿元。

为了服务来之不易的产业，肥西县的目标是打造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产业新城，实现“产城人”的融合发展。为此，政府加大了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配套，构建安师大四附、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等、养老公寓15分钟养老圈，提升宜居性，服务于大量涌入的人才。2021年，肥西位居安徽省内人口净流入排名县域第一，成功实现了“聚人”的效果。

三是基于综合整治、查漏补缺的改造更新。

安居，方能乐业。秦虹教授提到的“留人”，指的正是城市的宜居性。但许多县级城市为了快速发展，向大中城市看齐，纷纷设立新区，新老区域在规划上割裂发展，造成旧城区隐患重重。

仍以安徽省肥西县为例，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平衡发展，2022年，肥西县政府以“新城带动老城”，发起了“城中村”整治、消除危房隐患、建设安置房等一系列城市更新改造行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优化营商环境，才能让全体人民分享产业振兴所带来的红利。

城市更新不是大拆大建，而是查漏补缺，在城市改造更新中经常面临的违章建筑拆除、非法经营规范化等问题，应高度重视，而改造后的建筑体，应服务于未来城市改造后的网格化管理。在改造内容上，应吸取大城市的经验教训，补上小城镇规划发展之初考虑不全的公共医疗、文化、体育、科技等空间设施，以及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机构，促进人口增长的教育资源等。

四是以终为始的产业升级。

在营商环境良好的前提下，空间的良性发展是必然结果。千县千面，每一座县城空间的产业升级，都不会是同样的路径，但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安溪县拼茶，茅台镇拼酒，但这仅是开始。最终，特色产业的科技化、规模化、国际化，产业链上下游的综合布局和集群完善，才是县城们所真正比拼的真正实力。更何况，强者也需更强，也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寻找新机遇，根据政策布局新产业。比如，已经位列产业强县的青岛胶州就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找到了新定位。2018年，定位于国际经贸合作的上合示范区落户胶州。三年后，示范区已成为中欧班列路途上的一站，通过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49个城市、累计集聚贸易主体1700余家，引进了包括吉利卫星互联网等总投资1752亿元的51个项目，建立了四通八达的国际“朋友圈”。

中国的县城空间千差万别，对于产业，有发展迟缓的县城来者不拒，也有领先的县城是在认真筛选。区块链产业被纳入淘汰产业行列，新能源、光伏等一些产业虽然看似炙手可热，却要考虑是否因为过剩而被钻政策漏洞，发展到最后却成了一地鸡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城市更新重心朝县级空间转移，是利于国情的选择，更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影响的不仅是自身，同时也会驱动大中城市某些更新进程加速。中国境内共有2844个县级行政区域。根据2021年数据，全国“千亿县”的数量为43个，GDP均值为1630.4亿元，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在城市更新的未来行动中，我们相信能够看到它们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既有城市的更新，还是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城市更新需要政府引导资金、社会资本的联合参与，只有以人为本，经过人民验证，带来真正市场回报性的项目，才具有投资的价值，才是更新的正确路径。图片来源由筑福集团提供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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