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帝国”称谓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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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4 18:56:56 来源：财讯网

严家明（字明公）（原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内容简介

楚史、楚文化研究虽然在文革前便已提上议事日程，如楚都纪南城的确认及屈原辞赋的研究等，但举步维艰，面临的结点问题是资料匮乏，专业人员稀少，剪不断，理还乱。1979年《江汉论坛》复刊后，随即设立了“楚文化研究”专栏，相关地区也相继成立了研究院所和群众学术社团，有了专业研究阵地和专业队伍。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推进和田野调查的深入，通过不断地探索、研究和交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在各个微观领域，如音乐、舞蹈、服饰、器具、建筑、经济生活、风土民情，以及历史地名、人物、事件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面临的结点问题是从微观研究向宏观研究的拓展稍显滞后，社会认同度有待提升。如在《荆楚帝国》的探索过程中，就碰到了几个常见的不被完全认同的问题。本文选择其间紧要的三点，即帝国称谓问题、楚统一问题、楚义帝问题进行辨析，希冀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主题词： 帝国、 统一、义帝、纽带

“荆楚帝国”的称谓，出自于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长篇历史小说。近两年来，在受到人们热情鼓励和赞扬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疑虑的说辞。如说“帝国”一词是外来语，不服中国的水土；楚国没有统一全国；楚义帝是假皇帝。因之在荆楚或大楚之上，冠以“帝国”称谓，有冒充或拔高之嫌。

笔者在订立“荆楚帝国”写作课题之前，便已将此项称谓列入了专题研究。二十多年来，除参阅大量史料和考古报告之外，还跑遍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及相关文化遗址进行考察研究，以便于提出一些澄清意见。

一、帝国之辩

“荆楚帝国”称谓提出之后，迎面而来的是对其中“帝国”一词的质疑。有人说“帝国”一词是大航海时代从西方泊来的洋词，不能够套用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头上。其表述的理由虽呈异彩纷呈之态，中心思想则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涉及到的节点问题，无外乎“名”、“实”、“适”的问题。

首先来看“名”的问题。“帝国”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说其是外来语并不确切。早在我国的甲骨文中，就有“帝”和“国”的造字，两者的组合不晚于汉代，将“帝国”指称中国王朝的情况并不鲜见。

西汉初年，太中大夫贾谊就在其所著的《新书》中写道：“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北宋学者奉敕编撰的《太平御览》中，将此话引述为“今汉帝国也，宜以厚德怀四夷”。这里不仅提出了“汉帝国”的概念，同时也提出了“帝国”即是“天下中心”，周边为“四夷“环绕的含义；按照西方政治学的观念，“天下中心”即是“天下宗主”，是“四夷”的主宰”。

西汉末年，有个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姓庄名遵，字君平，庄子的后裔，据说是“太上老君”的原型。《汉书》在记述其生平事迹时，为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改庄为严，称严遵。他在其著作《道德指归》中，也提到“帝国治民”的话语。这里的“帝国”虽指“治理国家”，也不算脱离本义，中西方“帝国” 含义中的核心问题即是统治的问题。《全唐文》中的“悠悠帝国三千里”之指称，即是此意；王勃的“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的骈句，亦是此意。

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仅有以“帝国”指称中国王朝的，如《唐开元占经》中的“月晕房心，帝国有兵庙堂” ，便以“帝国”来指称唐朝；还有以“帝国”指称外国王朝的，如东晋高僧法显所著的《佛国记》中，就有以“多摩梨帝国”指称东印度王朝的记载。

王勃的祖父、隋代学者王通，在其著作《中说》中，也有“王国战义，帝国战德，仁者无敌于天下”的表述。这里的“帝国战德”，涉及到的是“帝国”统治手段的问题。中方的“帝国”与西方“empire”的分野即在于此。如东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同时在我国明朝初期起步。中国的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南洋群岛和非洲东岸，登陆三十多个国家，只是沿途清剿海盗，与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开展茶丝瓷器贸易，“修文化以服遐荒”，即以大国威仪和互惠互利的行为“义服群蛮”，让其向天朝纳贡称臣；与之相异的是，欧洲一些大航海的殖民者自身即是海盗，对被其“发现”的新大陆上的土著居民进行大肆屠杀，抢夺其金银财宝，绑架和贩卖其劳动人口，将其纳入自己本土的殖民地。

东西方帝国概念的含义和作派虽有差异，但君主统治、国力强大、向外扩张、影响力大则是相通的。前者可以称为“仁义帝国”或“礼仪帝国”，后者可以称为“掠夺帝国”或“暴力帝国”。

当年的日本汉学家受大航海的影响，在对照了东西方有代表性王朝的政体、强大、扩张、享誉全球的共性之后，将西语“empire”译为中文“帝国”，并无不妥之处。

其次来看“实” 的问题，即中国古代帝国的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帝国”是地广、强大、扩张、荣耀的代名词，中国的封建王朝还配不上这份荣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其文明进程的伟大国家，自三皇五帝时便进入了文明时代，夏、商、周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形态。大约在我国春秋早期，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文明，亦称环地中海文明，在古希腊半岛萌发，开始形成一个个以城镇为中心，包括其周边诸多乡村组成的“城邦国家”，如雅典、斯巴达等。大约在我国春秋末期，希腊地区城邦国家的联合体，与入侵的波斯帝国进行了三次战争；希腊胜出后，又爆发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争雄的战争；大约在我国战国中期，该地区被马其顿帝国统一；之后马其顿帝国还出动3.5万军队远征波斯帝国，将其灭国。

这些战役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情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战争规模不在一个层级。战争是试图改变或维护某一利益格局的极端手段，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西方古希腊地区的频繁战争与中国东周时期的频繁战争，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刺激了该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周公、孔孟、老庄、墨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等圣贤先哲群星闪耀，交相辉映，成为东西方文明向前发展的指路明灯。

公元前146年，古罗马帝国打败了马其顿帝国，将古希腊并入自己的版图；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和东罗马两个帝国。这两个罗马的最后灭亡，均与中国的汉、唐王朝脱不开干系。

公元91年，我国东汉王朝打败了北匈奴。迫使北匈奴离开漠北，举族西迁。公元640年和657年，我国唐朝先后击败了东、西突厥，俘虏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和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迫使突厥残部举族西迁。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言壮语。

西迁的匈奴过乌孙、康居、阿兰聊，于公元374年之后侵入东哥特，之后又打败了西哥特，迫使西哥特向西罗马进发，与西罗马帝国决战以求存，促成了西罗马的日尔曼雇佣军政变，被称为“上帝之鞭” 。最终于公元476年灭亡了西罗马。

西迁的突厥残部由中亚迁移到中、西亚结合部的里海，以及西亚的波斯北部和东部之后，在与东罗马帝国的不断争斗中，逐渐形成了奥斯曼帝国，最终于公元1453年灭亡了东罗马，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

到了我国唐代，阿拉伯帝国成为与唐帝国、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并称的世界三大帝国之一，是继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之后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公元664年，15万阿拉伯联军到达中亚怛罗斯时，遭遇到了长途奔袭而来的2万手持陌刀的唐朝军队和3万仆从番兵。两军一直激战到第五天傍晚，唐部葛逻逯番兵突然叛唐，从背后杀向唐军，形成与阿拉伯联军前后夹击之势。唐军的阵脚顿时大乱，1万多名将士血染沙场；阿拉伯联军也付出了7万多名军人被杀的代价，不得不停止了其向东方拓展的步伐。

自春秋战国以来，通过战争征服与和平分封等手段不断地向外拓展，我国古代大多数

王朝的国土面积都极为广大，如西汉609万平方公里，唐朝1237万平方公里，明朝997万平方公里。西方帝国面积除阿拉伯帝国比唐朝略高、马其顿帝国比秦朝略高、奥斯曼帝国与西汉王朝持平之外，其他帝国的面积都低于这些数目。西方一些帝国看起来挺吓人，动不动就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其实人家祖组辈辈就住在那个洲际边界地区，如马其顿、西罗马、拜占庭的面积，都比不上西汉，均只有在亚洲一洲的唐朝、清朝面积的三分之一。

我国古代王朝不仅国土面积宏大，同时也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面积和人口。如唐代长安的人口便已超过100万，而西方帝国到十五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还没有一个城市达到这个数目的。

“千门阊阖开金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天朝上国” 和“大中华”的千古赞誉，绝不是“浪得虚名” ，更不是“羊皮卷”式的造假。

近代西方帝国打入中国之时，未见到清朝中期之前13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气象，只看到晚清时的一片老旧衰落破败的模样，将清廷的马尾辫的发式、拖沓怪异的着装、大刀长矛的装备，割地赔款的外交、吞云吐雾的颓废、奴颜媚骨的举止等，作为其搞笑的谈资。他们按照西方的逻辑以此类推，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国史书上的那些对过去强盛王朝的记述，不是神话，便是夸大其词，因而羞于将其与历史上的西方帝国同列。

在衰落的满清王朝阴影中生活的士大夫，以及其后民国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由此形成了一种极为自卑的心理，唯洋人的马首是瞻，言必称希腊，谚必云“条条大路通罗马”。在这种弱民心态的作用下，哪怕是那些再不堪的古代西方帝国，也不敢拿咱的王朝与其比肩，只能在其阴影下苟活；对欲与其比肩的同胞轻则摇头，重则报以怒目，甚至大张挞伐。这样的一页该翻过去了。

再次来看“适”的问题，即“帝国”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是编户齐民的直接统治，西方帝国则是对其殖民地的间接统治，因之“帝国”一词不适用于中国封建王朝；有的借口将中国封建王朝冠以“帝国”之名后会留下遗患，不让用。有一个美籍华人学者甚至威胁说，如果要给中国古代王朝戴上“帝国”的桂冠，就要把少数民族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

据商朝甲骨文资料显示，商朝时便将天下国土分为“内服”和“外服”两种类型。其中内服是王畿区，即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而外服则是周边臣服于商朝的一些方国，如北地的鬼方、周方，南国的虎方、雩方。商朝内服王畿的面积也就几百平方公里；如果把外服的方国也归入商朝的疆域之内，其统治的疆域则十分广大，仅从安阳殷墟到武汉盘龙城，乃至到湖北沙洋权城的距离，就达近千公里。

周朝继续推行内服和外服并行的政治体制，只不过是将外服的方囯改为外服的诸侯国加方囯而已。如楚、越、吴便是被中原诸侯视为内外有别的“蛮夷之国”；这些国的诸侯也以“蛮夷”自况，“不与中国之号谥”，至迟在春秋晚期便已称王，与周王同列。

秦汉大一统后，也有内外服之别。其中内服为实行郡县制或郡县制与分封制相结合的“王化”地区；外服则是实行土司制度、都护府制度及藩属国制度的地区。如汉朝击败匈奴后，在今天的中亚地区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相当于西方帝国的“都督府”，由其管理西域36国；再如征服安南、册封倭奴国王等，让其纳贡称臣。唐朝恢复了南北朝时期失去的对西域的统治，开启了征服高丽之战，并与大食国交战，将势力延伸到东北亚和阿拉伯地区；北方的突厥、契丹、薛陀延、铁勒等游牧政权先后被唐朝击败，均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后世王朝还征服过骠国、暹罗等东南亚国家，封过琉球国王、坎巨提国王，将其国作为自己的藩属国。据《清高宗实录》记载 : 清朝乾隆时期除内服十八省之外，“外藩属国五十有七 , 朝贡之国三十有一”。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中国历代王朝对这些被征服地区的统治算不算“间接统治”？以西方帝国是“间接统治”，而中国王朝实行的是编户齐民的“直接统治”，来否定中国王朝之帝国称谓的观点，站得住脚吗？

所谓的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的“差异政治”是相对的，统治者们的心里都很清楚，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加暴力维持，就是有再多的物质财富和金钱美女，也不会为自己所用。宗主国为了达到长期统治殖民地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思想、制度、文化移植到殖民

地去的。所谓“差异“的实质，是宗主国统治者规定的自身与殖民地之间地位、权利的差异，是对其统治手段更严酷、压榨更厉害的差异。譬如人种差异、民族差异、地域差异，“间接统治”者与土著保留地上的“野蛮人”之间的差异。

在古代交通通讯条件极为有限，而统治者掌控的地盘极为广大时，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强势王朝，对其地盘上的近密远粗的统治形式的差异，是一种共同现象。譬如中国历史上就有“天高皇帝远”说法。把这种主子与奴隶之间的“差异”看作是高大上，也是一种弱民心态。

随着新中国的崛起，外国史书也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封建王朝称之为“帝国”。如《剑桥秦汉中国史》导言中的“本卷论述的是分别称之为秦、前汉、新和后汉诸王朝的最早几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开宗明义地列出了“中华帝国”、“秦帝国”、“前汉帝国”、“新帝国“和“后汉帝国”的内容。

我国不少研究秦汉历史的学者，如瞿兑之、张春树、钱穆、王云度、张文立、王和、李开元等，均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王朝使用了“帝国”称谓；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也使用了“中国帝国”、“帝国政府”等称谓；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播出后蜚声海内外，观者如云，拍手称快。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中国人民提到历史上的帝国，只是尊重历史，还原过去事实的真相，不等于想重蹈过去的旧辙。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与全世界人民一道结成命运共同体，永远不称霸。

“帝国”一词适用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为“荆楚帝国”称谓的提出去掉了第一个梗。“南土殊风气，冬林叶尽丹。越天无雁度，楚泽有龙蟠。”

二、楚统一之辩

“荆楚帝国”称谓被质疑的第二个问题，是“楚廷统一”的问题。其间有代表性的说辞是：楚国只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正史中只承认其“楚子”封号，上面有个周王罩着，不能称它为“帝国” ；楚国的历史到秦始皇灭六国时就结束了，陈胜和刘邦不在楚国的王族之中，他们恢复的楚国和兴起的汉朝不能算作是熊氏楚国国祚的延续；楚国没有像秦国那样统一全国，不能算作帝国。

对于有人列举的楚国是“诸侯国”而不能算作帝国的问题，实则也是一个名和实的问题。

从封建正统的历史观来看，因为诸侯上面有一个周王，周是君，楚是臣，诸侯不能盖过天子。

楚是周封的“子”级诸侯不假，但其在西周中期就已经开始尝试自立了。楚地本来就是未经“王化”的蛮越居地，楚君熊渠出荆山丹阳，伐庸、杨越至于鄂，占领“江上楚蛮之地”后，封其三子为王。他的儿子都与周天子并列为王了，老子自然还要高出一头，周王的“名分”在这种境况下还有意义吗？后来熊渠虽然自降其所封的三王为侯，楚君仍然称“公”，有传世的“楚公家钟”为证。这个“公”与“子”仍然隔着好几个层级，自此楚国就已经游离于周朝之外了。

春秋之后，周朝的统治日益式微。早在春秋初期，楚君熊通在“欲观中国之政”的旗号下，又恢复称王了，以后代代楚君皆为王，与周天子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吴、越虽然也在春秋晚期先后称王，但都没有站住，先后被楚灭国，其中吴是被越、楚团灭。秦襄公在与楚怀王决战的关键时刻，为鼓励老秦人的士气在咸阳称王时，已是战国偏晚的事情了。秦帝国正是以此打下了帝业基础，一路顺风顺水地灭掉了各地诸侯而一统天下。你可以说它是“暴秦”，但不能说它不正统。楚国及之后楚朝的统一之路，虽然比秦帝国的统一之路要曲折得多，亦是情同此理。显而易见，那种以诸侯子爵之名分说楚不是帝国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楚国自西周中期开始探索强国之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与中原强国，如齐、晋、魏、秦等争霸的主角，没有断过线。可以说是诸侯中的第一大军事、政治、经济、文

化强国，与后起的“强秦”之间，有着几个世纪的落差。按楚学先驱张正明先生的研究，楚国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楚国的首都纪南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连西方引以为傲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帝国也要逊色三分。说当时的楚国已经具有了帝国之实，并不为过。这个问题之后还要涉及到。

到了战国中晚期，天下大势是横则秦帝，纵则楚帝，就看谁能最后胜出。只是因为楚怀王战略失误后的一系列昏庸决策，一度断送了楚国的大好前程。

有人说楚国被秦灭亡之后，楚国的历史就已经终结了，后来反秦的楚政权与之前的楚国没有关系。西汉与东汉之间隔着一个新朝，东汉就不是汉朝啦？这是一种以静止、孤立、局部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的方法，内中的“梗”其实就是一个楚国国祚的问题。

秦灭楚后，楚国的政权虽灭，但国魂仍在，精神没有泯灭，残余势力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楚与秦被灭之后的最大不同之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暗流涌动，似魔咒，似利剑，时刻缠绕在秦朝的头上。

现在有不少人一直在疑惑：楚地农民大起义势如烈火，燃遍全国大地，眼睁睁地看着秦朝灭亡的任嚣、赵佗的几十万南下秦军，为什么不北上回援救驾？

真正的原因不是不想救驾，而是想救抽不开身子。

秦灭楚后，楚军残部退到了楚南国边境的百越之地，湖南的一些方志中就提到有“十万楚军”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是助秦还是反秦？结合秦军这时的重大损失来看，显然是后者。他们利用南方湿热难耐的气候和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以及越民誓守家园的民性，一直在组织着与秦军的对抗。如福建、温州楚属的闽越和瓯越，广东的“楚廷”，广西楚属的西瓯和雒越，云南的“庄氏滇王”，仍在楚国残余势力的掌控之下。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国尉屠睢率领五十万秦军，分五路大军南下。除其中一军“结馀干之水”，即在今江西余干县一带与楚残军作战之外，其余四路皆进军百越之地。闽越王无诸和东瓯王闽君摇随即助楚反秦，与南下楚军在南粤共建“楚廷”，与西瓯、雒越蛮民及滇王蛮民武装联合行动，组织楚越军队和百越蛮民不断地向秦军展开袭击战，三年内歼灭秦军十几万人，《淮南子》说歼灭秦军几十万人，秦朝国尉屠睢也中毒箭而死。显而易见，没有楚军的渗透和组织，只靠各自离居的百越土著抵御秦军，是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反秦战力的。

秦朝改派任嚣、赵佗率领秦军南下后，虽然战果大于前任，但也一样地疲于奔命，历经数年苦战才得以安定下来。此时的秦军已完成了由进攻型的作战大军向屯戍型军队的转型，非作战人员和眷属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作战大军。如秦朝“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进入百越之地时，多半是带有家眷的；秦朝还曾一次性地征召15000名中原妇女到百越之地帮助秦军将士“补衣服”，实则为妻室；还有不少秦军将士娶当地百越妇女为妻的。由此产生了两大问题：家眷拖累和牵动军心。若南下秦军在秦廷危急之时北返救驾，以往占据的百越之地会得而复失，留下的家眷会遭到报复性的屠杀，北上秦军的后勤补给线也会被切断，加之沿途义军的骚扰和截杀，特别是在南郡一带沿长江天堑布防楚军的拦击下，秦全军覆灭是大概率的事件。想要保全这支南下的秦军，只剩下了封路自保的一条路。

公元前207年，楚民陈胜、吴广率先在河南蕲县大泽乡打出了“复兴大楚”的旗号，鼓动楚地到渔阳服役的九百左闾之民起义反秦。江淮楚地民众纷纷响应，很快聚集了几十万人马，攻占了楚国故都陈郢。陈郢的三老、豪杰率众迎接起义大军，盛赞陈胜的不世之功：“将军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存亡继绝，功德无量，请立为楚王，以张大楚国。“可见那时的楚民就已经认同陈胜延续了楚国的国祚。古人尚且能如此地包容既成的事实，今人却不能抛开一些狭隘的观念，什么不是嫡传就不能算作是国祚的绵延，那以田代姜后的齐国就不是齐国啦？

同年，楚将之后项梁叔侄在江南起兵响应陈胜，在薛县与刘邦等义军共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张楚怀王，史称后怀王。楚后怀王统一领导各路义军，走过了近三年的灭秦之路，推翻了暴秦统治，建立了楚朝分封制的政权。其政权结构是自天子楚义帝，到诸侯霸主西楚霸王，到十八路诸侯，再到诸侯下面的家臣，实质上是东周政权结构的翻版。

项羽叛楚狙杀楚义帝之后，由楚武安侯晋升为楚汉王的刘邦发檄文布告天下，指斥项

羽弑君乱楚，号召楚朝各路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剿灭项羽叛军势力，为义帝报仇，重振楚朝朝纲。天下诸侯群起响应，共同讨伐项羽。

楚汉王刘邦自打败项羽，在定陶登基称汉帝伊始，即派遣王陵、周勃、樊哙三侯至郴州为义帝发丧，以功成名就告慰亡灵；封陈胜为楚隐王，承认其为复楚兴汉的先驱；恢复项羽“鲁公”的封号，使之重归楚臣的位置；封无诸为闽越王，封闽君摇为东瓯王，以表彰其牵制南下秦军的功劳。可以说，当年刘邦的一举一动，都在楚朝的规制之内。

史书上流传下来的“汉承秦制”，是汉武帝之后汉代史家臆造的说法，意在把楚朝排挤出局。实质上是汉承楚制。统一文字、货币、驰道、度、量、衡，均为“表”的统一，是统一政权的应有之义；而“里”的统一是政治制度的统一，是思想文化传统的统一，是心灵归宿的统一。

秦朝快速灭亡的最大原因是人民没有归宿感，口服心不服，只能靠严刑峻法维持统治；但当时的上层人士却不这样看，认为秦朝快速灭亡是推行了郡县制的结果，因而项梁叔侄要恢复分封制。而项羽的灭亡又使刘邦看到了分封制带来的“尾大不掉”的问题，因而采用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相结合的楚制，即“郡国合一”的体制。之后又杂糅了儒家的礼制，经过磨合后确立了下来。

汉文化的老底子是楚文化，如楚辞、楚歌、楚舞、楚风、楚俗、老庄之学等，《大风歌》即是楚歌，傩戏即是楚戏，汉赋即是楚辞的延续，汉初的统治思想黄老之学即是老庄之学，《淮南子》继承的是道家思想。

汉武帝亲政之后，南北文化统一提上议事日程，经过汉儒的糅合，如将老庄中的“天人合一”的道学，与《尚书》中的“天人感应”的儒术相糅合，为汉之后历代皇朝的“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封建王朝能延续两千多年，“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其重要原因。之后的汉文化，实质上是楚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有机结合；楚文化与华夏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华文化中的两大支柱。

以上表述说明，楚汉王刘邦登基后，鉴于汉胜即是楚胜的既成事实，初心未改，不仅延续了楚国、张楚、楚朝的国祚，还继承和发扬了楚文化。

还有人说，楚廷没有统一全国，或统一的时间太短，够不上“帝国”的称号。

《淮南子·兵略训》称：战国中期的“楚人之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

公元前334年，因越王无疆从齐境南下攻楚，楚威王反攻到越国之地，杀死越王无疆，尽取故吴之地至浙江，建金陵邑和江东郡，越国余族散落于温州和福建沿海一带，或为王，或为君，服朝于楚。此时的楚国已是诸侯中地广五千里，拥兵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第一大强国。

而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曾经强盛的波斯帝国已于公元前330年灭亡；马其顿帝国于公元前323年瓦解；罗马帝国征服意大利时，其军队不超过3万人。由此可以断言：就是不算上之后的楚朝，这时的楚国已是世界上地域最广、国力最盛的“超级大国”了。

公元前207年，楚人在安徽大泽乡起义之后，秦朝南北首尾不能相顾。楚义帝审时度势，部署楚军一路直取咸阳，一路消灭秦军主力，一路拦截试图北上的秦军。在楚军合力的打击下，秦被灭国，百二秦川终属楚。当时的天下是楚政权打下来的，秦朝的统治是被楚朝推翻的，刘邦是在楚政权的平台上称帝的，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当年天下36郡，项羽占据了9郡；剩余27郡，共封18王，均是以楚廷的名义册封的。为达到推翻秦朝和项霸天下的目的，从项梁开始，便陆续将被秦朝打压下去的六国贵族再度扶上了历史舞台，甚至还扶持了刘邦等一批新贵族，直到项羽统一给这些旧诸侯和新贵族封王。好在每个王都只封到一至两郡，有点像后世汉武帝“推恩令”式的削藩策略。以西楚霸王绝对优势的实力，本来可以在这些王的势力之间游刃有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天下刚定就想着弑君自立，反过来导致27郡一致对付9郡，绝对优势反倒变成了劣势。直到天下重新统一于汉，楚汉王建立汉朝。真乃是“王国战义，帝国战德”呀！汉朝前后立国四百余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间短吗？

三、楚义帝之辩

在两千多年来的史书描述和人们的印象中，楚义帝熊心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放牛娃，是一个只能利用楚王族荣耀起号召作用的假皇帝，是一个可以被人随意摆弄的政治傀儡。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大文豪苏轼首先就不服，他说：“吾尝论楚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苏轼《范增论》）

白云先生张俞亦曰：“戡乱之谓武，除暴之谓仁，知人之谓智，复仇之谓孝。备四者以成大功，千百年来惟义帝有焉。”（张俞《义帝新碑》）

楚义帝熊心出身于楚国王族，楚国被秦国灭亡之后，从寿郢流入居巢乡间，以牧羊为生，在不断寻找主顾的过程中，结识了在当地隐居的前楚贤卿楚南公和范增，观念契合，受其指点和影响，感知“亡秦必楚”的天下大势，劳动之余学习文化知识和钻研文韬武略，待时而动。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占据楚故都陈郢，被楚地军民拥立为楚陈王，号张楚元年。同年九月，楚将项燕之后项梁、项羽率领吴中子弟，在会稽郡城起兵响应楚陈王；楚民刘邦带领丰、沛亡命在芒砀山起兵后投奔项梁，义军声威大震。

秦二世元年十二月，在陈胜被秦将章邯击败，于败退途中被车夫庄贾暗杀，义军群龙无首之时，项梁、范增、项羽、刘邦与各路义军将领，在薛县聚会。此为楚廷第一次盛会，决议派人前往陈地祭祀楚陈王，共同推举熊心为新一代楚王，仍以“张楚”为国号。为顺应楚民的悲悯情怀，增强义军在楚民中的号召力，让熊心承继被难于秦的楚怀王的谥号，史称后怀王。

这里的问题是，正史中熊心上位的年龄失载，明代钟山居士甄伟在其小说《西汉演义》中，说熊心是幼童，为其是傀儡皇帝作了铺垫。然据史料推算，已知熊心的祖父熊槐于楚顷襄王三年去世，熊心被奉为楚王时是秦二世二年初春，与其祖父熊愧去世的时间相差了88年，其实际年龄应该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可谓是奋发有为之年。

楚地幅员辽阔，财力物力丰厚，兵源众多，楚廷统治日久，根深蒂固，后怀王在反秦中的作用，是当时的项梁、项羽、刘邦、范增、张良等众多猛将、谋臣们的战力所不能比拟的。譬如以张良的一己之力，也就能雇一力士在博浪沙“锥秦”而已，只是在投靠项梁之后，仗着项梁的后台和调拨给他的人马，拥韩王成到韩地起事，才算有了一点点起色。

楚廷建立之时，曾是东阳县苍头起义军领袖的陈婴，慕项氏是楚将后代的声威，投奔项梁并获其推荐，任楚廷上柱国，跟随后怀王建都盱眙。陈胜旧部吕臣，在陈胜牺牲后，组织苍头军夺回了张楚旧都陈郢，重建张楚政权，并突入秦阵斩杀叛徒庄贾，为陈胜报仇，投奔怀王后任楚廷司徒。吕臣之父吕青因具有治国才干，被义帝任为楚廷令尹。此三人均非等闲之辈，乃是在义军各方均有着较高威望的楚廷三杰；楚廷柱国共敖率领本部人马拱卫京畿；楚廷左尹、项羽的叔父项伯也倾向于楚汉王，与义帝保持一致。此时的楚廷可谓是君明臣贤，人才济济，心怀天下。

楚怀王熊心在项梁牺牲后，着手整顿楚廷的军政事务：将项羽、吕臣两路军队合并为一支新军，破格提拔旧楚令尹宋义为新军主将；封刘邦为武安侯、砀郡军主将；封项羽为鲁公，爵高权副；自任张楚各路义军的统帅，进行对秦作战的总体战略部署，统一指挥各路义军的作战行动，为各路义军提供后勤保障和兵员保障。

这里的问题是，熊心此时是以什么身份，来决策这些开创新纪元的系列重大事项的？传统史料对此一笔带过，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后怀王仍是一个弱主，然行使的却是权威极大的开国皇帝的权力，这不矛盾吗？仅从其与众将约定的“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诏命来看，没有皇帝的身份，自己如果还是王，怎么能够赏赐给臣下“王”的爵位？如此僭越纲常何在？还有，如果没有皇帝的名位，西楚霸王能借此大封十八王？合理的解释是，自项梁牺牲的消息传出之后，进一步激发了各路义军对秦廷的不满，强烈呼吁对反秦手段作重大调整：将楚廷迁都到战略要地彭城；楚怀王即帝位、称义帝；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摧毁秦

廷。楚廷为顺应群雄的呼声，自然会全盘照办，甚至还举行过义帝的登基大典，此为楚廷第二次盛会，以此昭告天下。

何为义帝？南宋龙图阁学士洪迈认为：“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即是义军拥戴的皇帝，其职责就是统领各路义军推翻秦廷的残暴统治。楚汉王刘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如果按照传统史料上的说法，义帝只是项羽在咸阳对其隔空封赏的一个空头皇帝衔，能叫做“众所尊戴者”吗？能叫做“天下共立义帝”吗？如果各路义军没有一段时间服从楚义帝的指挥，能叫做“北面事之”吗？如若这里的“义”字为假，义帝即是假皇帝，那举义的义军岂不成了伪军？

安顿了楚廷内部之后，经过廷议，楚义帝下旨令楚武安侯、砀郡长刘邦率领本部人马，西行入关灭秦廷。为壮其行色，义帝除给刘部充实了一些人马之外，还给了刘邦一项沿途召集陈胜、项梁旧部的特殊政策；令楚廷柱国共敖为主将，率领部下平定临江的南郡，得手后沿长江北岸部署兵力，利用长江天堑，阻止南下百越之地的秦军可能北上的回援救驾；令卿子冠军宋义为主将，鲁公项羽、谋臣范增为副将，率领新军北上救赵。项羽表示不愿北上救赵，更愿西行入关报仇。义帝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担心他到秦地后乱杀无辜，勉励他同卿子冠军一道北上建立不世之功。由此可见义帝领导下的楚朝“四海一家，化育万民”的帝国之气象。

张楚三年十月，楚武安侯、砀郡长刘邦一军入武关一路向西，到关中已拥兵10万，攻破咸阳，封闭秦宫，驻军壩上，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与之同时，项羽一军在巨鹿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主力后，拥兵40万从函谷关进军咸阳，到新安城南时坑杀20万秦卒；到咸阳后放火烧毁秦宫，并上书义帝，希望废止其之前“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诏命，封他为王。

义帝此时的最优选择是充当刘、项之间的调停人，同酬刘、项二人的灭秦之功，将刘、项同时封王；并以天下未定为由，令刘、项分率各路诸侯，继续向南越赵佗残兵和北方匈奴军队进击，允诺日后对诸侯论功行赏，转化内部矛盾，开发边疆。之后随即壮大楚廷直接掌握的“三军两广”直属部队，颁布统一号令，恢复楚国郡、县、邑的地方建制和治安武装，建立各地基层政权，整顿和维护全国各地的社会秩序。这样既没有毁约，也安抚了诸侯，有利于刘、项的相互制约，以掌握天子的制动权。可项羽的灭秦胜利是由擅杀其主将而起的，可谓欺君之罪呀，没有天大的气魄，功过相抵是常理，只能给其回复“如约”的诏令。致使缺乏战略远见，只顾眼前利益的项羽积怨爆发，利用楚廷天下在握的大势，假以义帝之名，自封十八路诸侯，自称西楚霸王。

这里的问题是，项羽及相关将领顛倒了楚廷与楚军的主从关系，将楚廷部署、指挥、激励、协调、督促各路楚军合力夺取天下的行动，变成为各路楚军的自行其是。如将项羽的巨鹿之战对刘邦入关的策应，共敖一军对秦军的牵制，南国义军对赵佗南下大军的牵制，中原诸侯军队如赵军坚守孤城，其他军队兵临秦军营外对项羽的策应等，都看成是一个个的孤立行动，以此将楚廷对敌的作用完全排除在外。说什么楚怀王没有战功，是出武力的各路军人的功劳，因而楚军可以自己给自己封赏，自封十八路诸侯，让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最后还隔空给熊心赏了个义帝的封号。

千百年来，难道就没有人质疑一下：如果没有义帝先前称帝搭建起楚朝这个平台，没有楚朝统一的决策和协调，没有楚朝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和兵员保障，楚军拿什么与强大的秦廷对峙？就凭几支分散出击的义军？当年坐镇陈郢的楚陈王也曾派出过多路义军出击秦军，因凝聚力不强，制约不力，一个个走出陈地后，不是自立山头称王，就是闹内讧和孤军奋战，结果不出半年，就一个个地被秦军剿灭。

当年的世情虽然纷乱，但长期灌输的君臣等级观念仍很顽固，你有本事做一方诸侯可以，但帝王可不能随便称，要有根基，贰臣逆子可不是好当的。这也就是范增要推举熊心上位的理由。当年如果没有楚义帝的正确决策、得力领导、有效协调，以及各路义军在楚朝的感召下，努力依照各自的职责任务英勇奋战，合力推翻秦朝的统治，项羽以什么底气和名义给诸侯封王、封霸王、还封义帝？没名没份，连草台都没有一个，随口鼓捣几个口头决议算什么？天下英雄都是任人愚弄的傻子？

统帅的职责是统将，阵前搏杀是为将之能事，成大功的统帅靠的不是匹夫之勇。秦始

皇在朝中运筹帷幄，靠的是战略决策和赏罚分明决胜千里；刘邦单挑打不过项羽，才能比不上“汉初三杰”，成功之道在于杰出人才能为其所用。统帅是凝聚战力的旗帜，战略决策决定战争的前途和将士的命运，撇开统帅的战将在战场上寸步难行。别的不说，就项羽在战场上诛杀其主将宋义而论，也须矫诏行事，并派部将桓楚将诛杀的情由报告给义帝。义帝从大局出发，认下项羽的作为，册封其为主将，稳定各路楚军的军心；批准其军事冒险行动，让项羽放开膀子使用这支军队。难道这不是义帝为项羽的巨鹿之战胜利奠定的基础？

如果义帝不出上述这个诏命，扣留项羽的部将桓楚，让吕臣代宋义遥领新军主将之衔，派项伯前去揭露项羽矫诏进行军前政变的阴谋，断其粮草兵员供应，迫使项羽交出兵权。项羽遵旨，便让其待罪军中，协助吕臣与秦军作战，以观后效；项羽抗旨，宋义的这支通过合并而来的新军就是一时不能回归楚廷，内部也会分裂，沦为内讧的一群流寇，逃脱不了被章邯歼灭的命运。项羽弑杀义帝后义断粮绝，四面楚歌，便是明证。此时若项羽被章邯所灭，秦军主力回师关中，刘邦孤军也难逃被歼灭的命运，何谈杀进咸阳，逼降秦廷？

显而易见，当年楚廷与刘、项之间真实的君臣关系和历史功劳，遭到了后世史家的拙劣颠覆和篡改，至今仍未能纠正过来。

与他人一起打天下坐上帝位的人君，为显示其自身的“天命所在”和高大上，通常会把以前与自己相向而行的上位者无限地缩小。譬如正史中不载楚义帝的年龄，野史中将其由中年改成幼童，正史和野史一道将楚廷的作用转化为楚将各自的功劳等。尤为过分的是，《史记》中宁愿降格为项羽作《本纪》，也要选择对楚义帝的无视。

项羽打着义帝的旗号大封十八路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之后，拒绝占据关中，急着要回归故地彭城，绝不仅仅是因楚人好恋乡情，而是以下三个主因：一是以为关中有三位秦朝故将看住刘邦，可以放心地离开；二是当时亟待处理的主要矛盾是与已登基近三年的楚义帝争人主之位；三是江淮乃战略要地，故楚之地民众基础好，需要回到“天下共立”的楚都彭城居住和发号施令。如若不然，也不会因为一个好心地劝其定都关中的建议而烹杀了彭生。其中的要害就在于“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呀！

“汉元年”四月，项羽派出部下向楚义帝传话，说什么“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让义帝徙长沙，都郴。楚义帝在宋义被诛后失去了对项羽的有效钳制，同意出都就郴，以待来日；但左右群臣感到憋屈，不肯速行，甚至派出楚廷直属部队对其进行阻拦，致使项羽在归途上三个月不能接近彭城。

这里的问题是，弃“张楚”的年号或义帝的年号不用，却将楚义帝所封而不是其自立的楚汉王的时间作为“汉元年”，岂不与刘邦自己所说的“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的话语相悖？如果当年受封的十八王都像这样将其封王的这一年作为自己的元年，各自为政，刘邦还能利用楚义帝的名号将这些王召集到自己的麾下，为己所用吗？

刘邦战胜项羽之后，在定陶称帝的理由也很正当，因为“义帝无后”；且在其“高祖元年”即派三侯到郴州祭奠义帝，表示自己承继其大统。这才叫搞政治，多么“情到礼周”啊！

显而易见，楚霸王、楚汉王本为楚廷“约为兄弟”的一家人；楚、汉相争本为楚朝两支军队的内争，是刘邦打着“为楚义帝复仇”的旗号对项羽叛军进行的道义之战。到刘邦承继大统之前，各路义军一直使用的是“张楚”或义帝的年号，不管最后谁胜利，都是楚朝的胜利。那种把楚霸王、楚汉王两支楚军之间的战争视作两个朝廷之间的战争，将“汉”独立于楚廷之外，在“高祖元年”之前就另搞一个“汉元年”的小伎俩，不是当年的事实，是后世史家之所为，目的是挤兑楚廷在历史上的存在空间。

此时项羽见义帝不肯速行，甚为恼怒，暗令义帝途经之地的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在途中拦截楚廷和将义帝弑杀。吴芮、共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不服此乱命。从这年夏初四月草木繁茂相持到十月天寒水冷，才由曾经的江洋大盗、九江王英布率领兵马追赶到郴县，打垮了义帝的御林军，将义帝弑于郴城的穷泉之地，义帝的一位十四岁的公主也与其父一起殉难。昔楚都盱眙县城曾经有过“楚皇姑祠”的遗迹，后毁于日寇的战火。

脱离楚廷、失去道义的项羽，在盛年之时便一步步地走向了死亡。

以义帝之睿智，早就看出了项羽的不臣之心和“剽悍滑贼”，难成大事的势头；天下苦秦久矣，只有“宽大长者”能够“扶义”安天下。因而将感情的天平倾向了楚武安侯刘邦，这一点对刘邦的化鲤成龙极为重要。刘邦没有辜负楚义帝的厚望，继承了楚义帝的统一事业和楚文化。以后经汉武帝的创导和汉儒对南北文化的大力整合，使楚文化与华夏文化一道，成为大汉文化中的璀璨双星，至今仍熠熠生辉。

结语

当今南方的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一直是一个欲说还休的话题。目前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一个因《三国演义》而火的“三国文化”。周秦时期及其之前的吴越楚巴蜀的历史文化，虽然也有不少亮点，如神农文化、祝融文化、屈原文化，乃至大溪文化、良储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三星堆文化等，但相对于北方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秦迭代历史文化的表述而言，迄今仍然存在着一个碎片化的趋势，看不清其变化脉络及整体面貌。按照楚学先驱张正明先生的说法，这是学界长期重北轻南的结果。靠什么将南方历史上的这些“碎片”连接起来，特别是怎样将周秦时期南国社会历史上的这些“碎片”连接起来？楚史、楚文化是一根维系南国社会历史面貌的纽带。若不能立起这个“维系碎片”的整体观念，扎不上这根带子，都想争个出头鸟，你拉我扯，结果都只能被禁锢在笼子里。没有整体的部分是没有力量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之下的部分才能更生动，更有感召力。文化探索也是一项生产活动，文化成果也是一种生产力，时不我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