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
西沐 雷茜
摘要：
数字经济及其新业态、新形态的发展伴随着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融合发展而呈现出勃然生发态势，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重要的力量与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人们对其发展的特质、基本规律、发展内核与基础等问题的认知与理解亟待加强。基于这一背景，本研究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问题。首先，提出数字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其次，强调数据要素化是一个战略概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第三，明确了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逻辑始点，并提出数字资源价值发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第四，阐明了新需求新基础设施对推动数字经济新形态重塑的重要意义；第五，指出数字化场景是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主要的研究对象；第六，强调要以发展数字产业新业态，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形态；第七，提出数字经济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平台与手段；最后，围绕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基本关系展开了必要的探讨。
关键词：数字经济；理论建构；数据要素；数字资源；数字化场景
在数字技术快速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及其新业态、新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勃然生发，已经成为世界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组成部分。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值得关注的新经济增长极，是当前世界各国重点关注和发展的核心领域，不断受到高度的重视，其竞争也日趋激烈 [1]。事实上，数字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其发展在新时代对于推动与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对于如何认知与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特质、基本规律以及其发展内核与基础等，目前都尚处于一个模糊阶段。因此，研究与建构数字经济的理论核心，深化其理论内核，推动数字经济体系的发展等方面都亟需取得突破，特别是在积极探索的同时，需要始终强调创新与创造，尤其是在当前尚未形成相应的系统理论研究与基础的条件下，更需要对其展开系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而在对其展开相应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进程中，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基础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与明晰，显得格外重要。
01
数字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
数字科技及其融合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正在进行一场大范围、深层次的数字技术革命和生产变革，这一趋势不断推动了数字经济新业态、新形态的崛起与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一个新业态，更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明确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可见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开始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战略领域，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核心驱动力[2]。虽然数字经济是一个新的重要经济形态，我们已不可选择地置身其中，但人们的认知其实还远没有跟上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具体表现为：在现象层面，已经有人注意到，对这一新经济形态的发展，虽然其要素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比较弱小，但其经济规模却已经拓展的比较大。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其产业规模也持续快速增长，据统计测算，10年间（2012—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跃升至超45万亿元，数字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从21.6%上升到了39.8%[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的巨大拉动使得数字资源富集领域的业态迅速发展壮大，但未在更大的面上启动业态发展的数据要素市场与数字资本市场。二是数字产业要素市场与数字资本市场由于认知的限制尚不能进行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与一些核心问题的解决。三是数字资产的流转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较多。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都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与瓶颈。
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的基础是数据的数字资源化，其核心是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它是基于新的资源形态的一种新的发展范式，这是数字经济新形态能够成立的关键。数据要素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种价值认知，但发展数字经济，首先要强调的是数据是一种数字资源，这是前提。在数字化与数据化基础上对数据所蕴藏的价值进行充分的挖掘和释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从这一发展的视角来看，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或是组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就在于其对数据及其资源所拥有的开发与应用能力，数据价值的发挥需要建立在多源（元）数据的融合碰撞以及数据的共享流转基础上，换言之，唯有让数据及其资源动起来、用起来，继而才能产生、增加并发挥其价值作用，而在数据及其资源全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上，恰又与众多相关利益者关联密切，所以充分发挥各环节相关利益者的积极性，提升与保障各环节相关利益者权益，才能更好地实现数据及其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形成健康发展的数字经济形态与发展生态。[3]
02
数据要素化是一个战略概念
概括地讲，当下所谓的数据要素化，其实质就是数据生产要素化的简称；而数据要素则是数据要素化的结果的简称。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强调数据要素一方面是源于理论研究与建构的需要；另一方面源于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分析需要，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概念。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数据要素化，主要是数据在信息化时代已经毋容置疑地成为了一种资源，并且这种资源在信息化时代就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从发展的战略层面来看，数据要素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同样，在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强调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是进一步强调了数据作为战略资源，在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形成与积累、技术与创新同样重要，甚或是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数据要素化在今天首先是一个战略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对这个概念的认知，一是要与时俱进；二是要将其放在新经济形态进化发展的过程中去认知与研究。
数字经济是信息化深化发展过程中的高级形态。而数据的战略意义是随着信息化而不断得到强化的。但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味地强调数据及其重要作用，而不去深化研究与探讨数字资源及其资产，这显然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态势不相适配。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认为数据是信息化大背景下的产物，在数字经济时代，过分强调数据而忽略在数据发展过程中生发的数字资源及其数字资产，显然是一种认知遮蔽与障碍，是试图用老的认知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与新形态的一个趋势性的惯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因为数据只有成为一种数字资源，才能够成为数字经济形态研究与发展的基点。
当前，数据要素化在国际范围内尚处于探索阶段，可谓是“国际性难题”。这种探索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3]：
一是数据相比传统的生产要素，具有独有的特征，如获得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或非独占性）、价值的非耗竭性、源头的非稀缺性等。正是因为上述特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涉及产权、流通、共享、定价、使用、获益、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不仅存在制度障碍，还缺少有效的技术及其体系的支撑；
二是数据要素化是将数据确立为重要生产要素，并通过各类手段让其参与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它又可分为递进的三个层次：一是资源化，当下数据及其资源作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已获得广泛认知，资源化即发掘数据的资源属性，这是数据及其资源价值进一步释放的前提；二是资产化，即在法律层面上确立数据的资产属性，这是数据及其资源要素价值得以保障的根本。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数据及其资源作为资产，必然涉及到数据资源的产权问题，而数据及其资源的确权问题目前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重要课题。在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由于经济实体性、产权可分离性和流动独立性等，其确权相对容易，但相应的理论与方法对数据资源要素就难以适用，特别是在参与主体多，数据及其资源权属关系复杂，现有法律体系框架下无法有效解决数据及其资源的确权问题的情况下；三是金融化，即实现数据及其资源的金融资产属性，这是数据及其资源要素价值实现并创造新价值的重要战略途径。当前，数据及其资源的流通共享存在很多问题，数据及其资源的定价和收益分配比较混乱，特别是数据平台的虹吸效应、垄断行为带来税收、收益等问题，都对数字经济形态及其生态的形成发展产生难以克服的障碍。由此可见，数据要素化的实现不能因循既有制度体系，而必须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与实践上的探索。
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数据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着社会治理。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那就是数据及其资源的公开、便捷、共享问题与数据及其资源权益的保护这两者之间在特定的时空中会形成冲突，如何架构新的机制就成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与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2022年6月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了构建基础数据制度的若干工作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坚持公开共享共用，数据共享问题得到关注，强调了数据及其资源要素的共享性、普惠性，并进一步释放了数据及其资源的价值红利。可以说，数据及其资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经快速融入到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以及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之中[4]。
近日，国务院印发的首部从生产要素高度部署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要政策文件——《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已经开始从基础制度的规范方面逐步破解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多个层面的难题，特别是在探索建立新的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保障权益、合规使用数据及其资源的产权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建立数据及其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从创新发展的角度，探索强化了数据加工使用权，放活数据产品经营权，为实现审慎对待原始数据流转、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引导数据产品交易、释放数据及其资源要素价值奠定了制度基础。由此可见，建立数据及其资源“三权分置”运行机制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大的背景下展开的，数据资源的持有者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个主体多种角色的机制把业务范围拓展至数据加工使用和数据产品经营上来；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多个主体一种角色的机制，催生形成更多数据加工使用者和数据产品经营者的工作局面。可以看到的是，数字经济市场竞争机制的不断创新进一步推动数据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是应有之义。
03
数据要素化是一个过程
强调数据要素化是一个过程，首先就要强调数据要素是数据要素化发展的结果。同时，数据要素化是进一步向数字资源、数字资产发展深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技术推动与需求拉动的结果，表现为资源的转换与业态变迁的内在逻辑及过程。如资源转化的逻辑是：数据——数据资源——数字化——数字资源——数字资产。相对应的业态变迁逻辑是：信息化——互联网经济——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经济，它们共同推动完成了数据要素化过程。数据已经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其出现就像每一次社会经济形态变革过程中那样，都伴随着新的生产要素的出现，并带动社会生产力的跃升[5]。
图1 数据要素化过程
我们如果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农业社会，土地和劳动是基本生产要素；进入工业社会，资本、管理、技术、知识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进入信息社会，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国家治理模式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增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及其作用加强加快，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也明显加强[5]。但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是概念，容易被混淆，那就是数据要素与数字资源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定位与作用问题。当下，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的的时候，我们往往把数据要素当成了数字资源，把要素市场当成了数字资源的配置市场，这对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知道，对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而言，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经济形态，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发展的要素问题，虽然新的发展要素对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更为根本的是要有新的具有独立特征的资源。也就是说，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发展的基础与根本，而数据要素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式或是手段。所以，在研究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时，数据要素与数字资源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属于不同层次与不同战略作用的问题，不能因为数据要素重要而忽略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也就是数字资源。换言之，没有数字资源，没有数字资源为基础的数字资产，也就不可能有数字经济，这个认知必须要建立起来。
1、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手段与方式的数据要素
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几个概念必须要搞清楚，那就是“数据”“数据要素”及“数字资源”。数据并非自然地就成为数据要素，它要通过要素化这一过程才能成为数据要素。也就是说，数据无疑是数字资源，但数据要素化是一个过程，要实现这个过程，数据还需要进行数字资源化、数字资源系统化以及数字系统化的资源资产化，只有这样，数据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要素化这一目标，成为数据要素。所以，从这个意义说，我们认为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与方式。这是我们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与逻辑基础，也是不断厘清当下一些模糊认知与错误认识的重要基础。
2、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与根本的数字资源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新的经济形态的兴起，无不是源于新的经济资源的出现与发现，数字经济的不断兴起也概莫能外，那就是由于数字资源的发现与发展。数字资源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源形态，它是在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从数据及其要素化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推进的，数字资源越来越成为了数字经济形态的基础。由于数字资源有其独特的特质，所以在数字资源基础上不断壮大发展的数字经济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这可以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立足之本。因而我们特别强调数字资源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3、数字经济的发展要重点围绕数字资源这个基础展开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数字资源的基础作用与逻辑始点的重要性，就是要让大家更多地认识到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在市场还是产业形态的发展中，必须立足于数字资源这个基础，唯有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谈到数字资源的系统化，系统化的数字资源资产化，以及资产化的数字资源真正得以进入到数字经济市场及其产业形态中，数字经济的不同业态及其体系得到不断地发展、丰富与展开。也只有这个路径才能使数据要素化这一战略目标真正的落地与实现。这是我们强调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的根本所在。
04
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逻辑始点
从数据、数据资源到数字资源，看上去是一字之差，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数据、数据资源与数字资源特质不同的原因。这个不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差异，更多的是业态不同以及经济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专家已经看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本质问题，他们强调要非常重视与确保数据的“公开性”“流动性”和“可获取性”。而确保数据的“公开性”“流动性”和“可获取性”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开放和共享。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需要研究的案例很多，特别是台湾省十多年前推出的“数位工程”的做法，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案例。
数据的流转形式是多样化、多元化、多样态的，其中公开、便捷、共享是主体，交易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数据流通的方式多样，包括开放、共享、交换、交易等，以货币为对价的数据交易是其中一种特殊的流通方式，《意见》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强调了数据的流通与利用而淡化了数据交易，事实上交易也的确不应成为数据流通与利用的主要方式，而更多地应以开放、共享的生态为实现路径[6]。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数据首先是用来共享的，共享的基础是开放、共建、共治。在此基础上才有把具有资产属性与场景的数据资源化、资源系统化、系统资源资产化的可能，才能实现公平的交易，对这一问题绝不能本末倒置，在该“看花”的时候把资源圈起来、封闭起来，让一个小的利益圈子来“摘果子”。这既不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更与数字技术发展的大势背道而驰。可以说，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过程中，数据的公开与共享是基础与前提，如果没有数据的公开与共享这个基础存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土壤，就会失去动力源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数据的流转与交易，强调数字资源、数字资产的发展，目的就是要推进数据的进一步公开与共享的深化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发展逻辑，只有站在新经济发展的高度，认真研究与认知这种内在规律与发展逻辑，才能更好地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势。具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发展逻辑充分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资源有自己的基本特质。
主要表现为八个方面：一是物理性，数字资源的表征是物理的，甚至其指向对应也是物理的；二是形式的标准化与价值的非标性，也就是说，对数字资源的形式计量可以做到标准化，但其相对应的价值计量是非标性的；三是权属性带来的稀缺性，数字资源在理论上是海量的，但在权属维度上是稀缺的，实现资产化首先应确定其权属；四是复用性，数字资源可以很方便地被共享、拷贝，不像物理资产那样越使用越少，而是越开发越多、越使用价值越大；五是价值的发现性，数字资源的价值不是靠测量而是靠发现，是在数字的资产层面，以及与资产层面对应的物理层面去发现的。六是依附性与指向性，数字资源依附于数字技术系统、物理形态或事物发展的规律，其指向性主要是指资产的现实意义，有指向性才有价值；其七，成本的递减性，数字资源的成本是递减的，与物理资产的特性相反；八是价值的系统性，在数字资源化时要强调资源的系统化，寻求价值最大化必须强调价值的系统性[7]。数字资源的这些基本特质决定了数字资产的特质，更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2、数字资源有自己的基本体系。
数字资源的基本特质决定了数字资源的基本形态及其形态构成。具体来说，其基本形态有四种：其一，数字性资源形态，比如艺术品的创作、载体与呈现均为数字化的过程，这种数字化的艺术品实现资源的转化，就是数字资源形态；其二，内容性资源形态，包括物理形态的内容数字化或数字化的内容资产化，它是把内容表现资源化，形成了内容数字化艺术资源形态；其三，复合性资源形态，即综合性的复合型数字化资源，表现在数字资源与实物资源有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购买或者拥有了数字资源即意味着拥有了实物资源的所有权；其四，数据性资源形态，即数据资源的再资源化，是数据资源及其价值延伸的一个重要表现，如可以反映现实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各种价格指数、行情指数、景气指数等，其价值更加多元，可以实现产品化、资源化，是一种新的数字资源形态。数字资源系统的不断分类与归纳为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与价值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数字资源在数字综合服务平台上可以转化为数字资产。
数字综合服务平台不是原来的功能性平台，而是以数字化为基础，基于新基础设施的平台建构。基于数字综合服务平台的服务功能，可以实现数字资源的确权与估值定价，从而完成数字资产的转化。在数字化的基础上，平台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由基于一般传统交易的平台形态转向了基于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综合平台形态[8]。其建构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系统与体系，基本框架为：通过平台核心价值层，即“七公（共）”原则（公开、公正、公平、共治、共建、共享、共信），强调平台的生态性；通过增信融合证券、银行、信托、保险、基金、债券及新业态等各金融业态；通过服务聚合艺术金融产业的支撑体系，如数据、征信、确权、鉴定、评估、集保、物流等；通过大数据与服务提供市场指数、价格、动态及征信等信息服务；通过信用管理功能提供征信管理、信用管理、风险、价值、知识教育等信用服务；通过新技术融合支撑业态创新；通过资源整合实现社会、机构与个人的资源融合；通过信息对称共享实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减少交易风险、提升征信效能的平台优势；通过提升交易过程信息的透明度，实现平台的交易鉴证、信用管理、登记功能。
图2 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建构的基本框架示意图
在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下，除了基本功能与数据服务，数字综合服务平台更强调综合服务，即功能的综合化、复杂化、专业化，并在新技术融合的支撑下增加了征信功能，形成以征信为基础，信用管理为中心的运营体系。在数字化平台上，最重要的是基于数字化场景，最主要的是以客户为中心、以信用管理为核心，其主要交易标的是数字化资产，包括数字性资产、内容性资产、复合性资产、数据性资产。在数字新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场景下，这些数字化资产表现为非标性资产，由于其认可度高，只要在合规合法的平台上按照规范操作，就可以做到交易安全快捷、交易成本低、参与者广泛。
随着加密货币技术及应用的快速发展，数字资产及其管理也在不断拓展，发展的系统结构越来越复杂和系统体系越来越完善。基于数字综合服务平台，技术和机制也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这在面向数字资产及其管理服务方面给予了投资者更多低门槛、安全、高效和便捷的选择。这也反映出了数字资产与传统资产有很大区别，由此导致其管理的差异区别也很突出。对此，我们可以从定义、投资特性、法律意义的层面、操作方式、价值体系等方面发现其非常大的不同，这是数字资产发展内在规定性的呈现。
4、数字资源资产化推动数字产业业态创新发展。
数字资源资产化是数据要素化进程的重要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数字资源资产化是市场化与产业化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数字资源资产化就没有数字经济市场及其产业的发展，当然就不可能存在数字经济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形态了。正是从这样一个发展的视角来看，我们才特别强调数字资源资产化推动了数字产业业态创新发展。这一论点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数字资产是数字产业业态生发的基础与前提，不可能存在没有数字资产的数字产业；二是数字产业业态创新发展至少需要两个市场：一是资本市场，二是要素市场。艺术市场的发展是为产业发展服务的，也就是说，数字产业的发展是指要素市场发展的沃土。由此可以看出，强调并积极推动数字资源资产化的进程才是推动数字产业业态创新发展的根本抓手。对此，我们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探索上，在认知这个层面都不能游离。
5、以数字产业业态集成为核心形成数字经济新形态。
数字产业业态集成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有自己的基础与核心竞争力。从目前来看，这个基础就是数字产业综合服务平台。对数字经济新形态来说，数字产业综合服务平台的建构是在现阶段解决各种问题与发展瓶颈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数字产业综合服务平台就难以有数字产业创新形态的不断生发。同时，“数字产业综合服务平台+生态”就是数字产业业态集成发展进程的核心竞争力。没有生态支撑的产业形态创新是难以持续的，也是没有活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建构起“数字产业综合服务平台+生态”的产业发展机制，数字产业业态集成才会不断获得新的进展，这时，数字经济新形态才会进一步显现。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发展逻辑，其展示给我们的，就是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逻辑始点，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深入的认识，要系统研究与深刻认知数字资源及其特质。
05
数字资源价值发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
强调数字资源价值发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这是由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历史与逻辑所决定的。数字资源的不断形成与相对独立的形态，其发展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且这个过程是与数据要素化过程相统一的。数据作为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其形式和承载的作用很明显，它有自己的技术范式、技术规程与传递的技术范式。也就是说它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谓是标准化的一个载体或是一个过程。但是数据要素化过程之后，数字资源本身是一种具有内容的资源，即数据所传递的不仅仅是标准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在其载体之上的内容。而这种内容，就是数据资源的核心，它与数据最大的差别就是非标准化，这种非标准化决定了其认知具有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也是数字资源价值发现的一个认知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够谈到数字资源的价值问题，以及价值发现的问题。所以说，从数据到数字资源是非常大的一个资源进化过程与转型，它标示着经济形态的新转变，或者是跃迁的开始。
数字经济无论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最根本的依据就是数字资源是一个独立的、特质明显的新型资源形态。也就是说，数字经济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如何提升与加强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能力与水平。而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是建立在数字资源价值通过价值发现不断架构与形成基础上的。也由此可见，数字经济的核心是建立在数字资源价值发现为核心的基础之上的。
1、数字资源的价值构成是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的。
数字资源价值构成主要考虑三个大的方面：一是数字载体，二是内容系统，三是载体与内容共同面对的场景。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建构着数字资源的价值系统。我们常说数据是载体，但是载体必须与内容融合才能够形成真正的价值指向，而价值发现的实现需要依靠场景。数字资源的价值构成，一般来说分为六个部分：一是物理载体价值；二是内容承载价值；三是“载体+内容”的文化价值；四是“载体+内容”的历史价值；五是“载体+内容”的传播价值；六是“载体+内容”的场景价值。
图3 数字资源的价值构成
2、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是多样态、多元化、个性化的。
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一般分为三个进程：一个进程是数字资源的价值本体发现，即就是对资源价值本体进行研究探索，从而发现价值的增值、价值的衍生，或者是价值本体的增加与扩大，这就是关于数字资源本体价值的发现；另一个进程就是通过价值管理来实现数字资源的价值的增加，比如说通过数字资源的价值挖掘、价值整合、价值系统化等价值管理过程来实现价值管理；三是基于数字场景的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由于数字场景建构的多样态、多元化、个性化的格局，就决定了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过程的多样态、多元化、个性化态势。这些都是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所面对的基本状态。
图4 数字资源价值发现“三进程”
3、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水平与能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
也就是说，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围绕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水平与能力的发展过程。数字资源价值发现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始点，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落脚点。
4、数字资源价值发现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逻辑动力，又是数字经济新形态进化发展的内在现实动力与最根本的支撑力量，
即现实动力或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研究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两种基本的逻辑与动力，这是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的。
06
新需求新基础设施推动数字经济新形态重塑
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形成是基于新需求新基础设施推动的结果，没有新需求的拉动，没有数字新基础设施的建构，就不可能有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而这一基本的底层动力，源于新科技融合的发展与推动。新科技融合、新的需求需要新服务，而新的服务又必须需要数字新基础设施的支撑与承载。
1、新的科技融合推动新的基础设施的建构
新经济的发展过程，有一个被反复证明的基本发展逻辑，即新的基础设施建构决定并推动新业态新形态的发展。科技融合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数字科技，特别是算力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数字经济、数字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为数字经济发展构筑了强大的基础设施，而这一数字化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建构又进一步推动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不断迭代。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数字科技的融合发展推动了数字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不断建构，是数字经济这一新形态发展最根本的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推动力。
2、新的需求催生新服务的出现
事实上，需求的出现有两个主要的视角：一是从需求内部的内生视角来看，需求需要不断升级、不断生发；二是从被动需求被激发的外在视角来看，需求需要发掘，需要挖掘。所以，在研究和分析新需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需求本身，它有自己进化发展的一个轨迹。特别是随着新消费等一些新经济业态的不断出现，消费出现了快速迭代、便捷化、碎片化和越来越个性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本身就对消费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个层面是随着科技融合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数字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发展，需求的新趋势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科技化、智能化和便捷化趋势，而在这个大的趋势面前，如何建构新的需求所释放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概括地讲，就是要发展与新需求相适配的新服务，而这种新服务的产生是基于数字场景化建构这一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新的需求相对应的一定是新的服务，而新的服务又是基于数字化场景建构的产品与服务。
3、新服务需要新手段
在数字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新的服务的出现催生和带动了相适配的手段、工具与方法。这是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态势。对于新的服务来说，新的手段、工具与方法的出现可以说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状态。比如，新的服务是面向数字化场景的，那么在基于数字化场景的建构过程中，一些新的工具、手法会更多地生发出来，如基于区块链的NFT，基于原宇宙的ChatGPT，以及相应的一些深度体验的手段和工具与客户的精准管理和需求的精准定制等方面的工具与方法、模型、算法等，而这些都是新服务发展的必然结果。
4、新手段生发新的业态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需求会带来新服务，新服务将不断催生新手段的出现与生发，而新手段的不断出现与生发又不断地催生了新的业态的出现与融合，可以说，这是新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逻辑链条。
图5 新经济发展的动力逻辑链条
在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面对数字场景的建构而出现的新需求以及新服务，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新手段都是面向数字场景化的，那么在数字化、场景化这个大的前提下，新手段不断催生新业态的发展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口，比如基于区块链的NFT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数字资产、数字资产交易、数字资产的流转等；基于数字化场景而不断生发建构起来的元宇宙及其产业，其发展更是一个不断展开的产业集群；基于数字化场景而进行的一些深度融合体验的方式方法，以及客户精准管理，定制的精准实现等一些技术手段与方法，更是新业态生发重要的前沿阵地。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最前沿、最有想象力的一些业态形式，这些业态形式共同构成了数字经济鲜活的背景。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我们需要看到，在国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进程中，已经呈现出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网上外卖、在线办公、在线医疗、即时通信、网络视频规模分别达到了5.44亿元、4.69亿元、2.98亿元、10.07亿元以及9.75亿元，与此同时，到家服务、生鲜电商、社区团购、线上线下联动等新商业模式也成长迅速，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增长领域，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2]。
5、新业态融合形成新的生态
在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经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鲜活的发展示范试验领域。而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业态不断的涌现、不断的融合，也推动着数字经济这个新形态的不断创新发展。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最基本的一个发展基础，那就是新业态的发展，它是基于数字产业综合服务平台这个基础而展开的，而“平台+生态”的发展模式是数字产业新业态不断集成、不断聚集发展的根本。同时，生态的形成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设计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地在发展过程中完善、生发、创新、融合的过程。只有使“平台+生态”这一机制进一步得到建构，数字产业的发展才能够不断地向前、不断地完善。同时，也只有数字产业业态的不断完善，不断丰富融合、不断生发，才能够在综合服务平台的周边不断地聚集优势资源，形成新的数字产业发展的生态，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进程，且这两个进程是相互推动的关系，并不是谁主谁次、谁优谁劣的一个进化形式，而是相互推动、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它们共同推进了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的不断发展。
6、新业态集成形成新的经济形态
基于新业态集成而建构新的生态，在新生态基础上形成新经济发展形态，这是数字经济新形态发展的一个内在主线。这个内在主线有三个最为基本的关键点，即综合服务平台，新型业态的不断聚集，新业态的新生态的不断建构。由此，数字经济新形态不断得以形成。这是数字经济新形态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在的逻辑。所以说，在研究分析数字经济新形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综合性的服务平台这个基础，关注新兴业态不断集成这个基本前提，关注基于综合性的服务平台而展开的生态的建构这一发展的关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摸到数字经济新经济形态发展的脉搏。所以，一旦提到数字新经济这一形态，就应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这一发展的主线。
图6 数字经济新形态发展的逻辑
可以这样说，新基础设施的升级建构使得数字经济的业态进入了转型与重塑期。传统数字经济——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基于新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这是一个不同业态进化发展的过程，其基本逻辑在于：基于基础设施的变迁，使得价值发现的形式及能力与水平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数字资源与数字资产的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使得数字经济的业态需要不断生发，甚或是转型与重塑。
在这个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看到，信息化、数字化、数智化三者是递进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数字化的阶段有信息化应用的环节，数智化是基于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上的更高阶的应用[9]。数智化更能实现规模化的精准个性化服务。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数据共享和基于大数据的AI 应用，其间数据发挥了其真正的价值。近年来，人工智能得到行业内外的密切关注。由ChatGPT引爆的新一轮人工智能创新在大模型、大数据、大算力、多模态背景下，即将展开更大空间的创新路径，即不断地迈向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正在由数字化向数智化方向转变。
07
数字化场景成为数字经济主要研究对象
概括地说，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更多地是把理性人选择稀缺资源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两个方向：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利用的效率。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选择行为，重点是效率问题，而数字经济的研究对象是基于其数字资源的特质及价值发现的需要，不仅需要对选择行为进行研究，还需要对数字资源的内涵及其本体进行研究与发现。除此之外，根据价值发现的要求，还需要有相应的体验场景与环境，而这些有可能是在地、在线、在场、在境等。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对象，已经需要一个数字化的场景，即数字场景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研究对象。
1、为什么需要数字场景
数字场景的建构是随着数字资产的不断产生，以及数字资产交易及其管理业态的不断丰富与发展而产生的业态形式。可以说，数字场景的建构是数字资产产生、发展及其有效管理重要的手段、工具及业态基础，也是数字产业不断创新发展的一个业态基础。如果没有数字场景的建构，数字资产的产生、发展与管理就难以做到与多样化、多样态、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精准对接，那么，数字经济的服务就难以在数字化场景的大背景下，有效地实现服务的精准化、个性化，数字经济也就难以实现其发展的最终意义。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数字化场景的建构。
（1）在数字化潮流的大背景下，新的基础设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完善的基础条件与手段，使数字化场景的建构成为可能，这是数字艺术金融产生、发展并成为重要战略取向的一个重要的业态基础，也是研究分析数字经济形态及其产业的一个根本前提。
（2）与多样化、多样态、个性化的需求相对应，数字化场景的建构需要多元、多元化，也就是数字化场景的丰富性。
2、什么是数字场景
（1）数字化场景是各类主体围绕一项或多项特定需要，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服务要素整合、业务系统集成、运营模式创新，提供实时、定向、互动、闭环数字化应用体验的重要载体。
（2）数字场景主要的特点是高度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
（3）数字化场景作为数字化转型的终端应用、成果输出和价值实现的重要场所，从其表现来观察，一方面短期视角来看，它能拉动数字化投资、扩大数字化服务消费；另一方面从长期视角来看，它能驱动数字化创新，基于数字场景进行价值发现与管理，服务新的消费需求。数字化场景正在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3、数字化场景的建构
（1）数字化场景的基本形态。数字化场景的建构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线下场景——互联网场景——数字化场景，强调在地、在线、在场；二是在境，即基于元宇宙的数字化场景的建构。从场景到场境，即从场景化的“在场”到“在境”，即基于元宇宙的数智化是数字经济新形态。数智化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智能化的过程。以场境为中心的数字经济数智化新形态是在场境基础上生发业态、建构生态的。
（2）数字化场景建构。数字化场景建构的两种不同形态，反映了数字经济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进化发展进程，其最基本的前提与动力就是基础设施的更迭进化。由此可见，数字化场景的建构，是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建构的“三层四极”在某个时间空间下的主题性状态。在这里“三层”是指：一是应用的内容层；二是应用的管理层；三是应用工具层。“四极”是指：公信力数字化；深度体验数字化；以客户为中心；以信用管理为核心。
4、数字场景解决的问题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业运作不断由品牌与渠道为主进一步进化为以场景为中心。当前，数字化转型的重点任务，就是不断培育、丰富与发展数字场景建构。数字化场景作为连接数字技术与数字化需求的重要消费体验，事实上拓宽了数字资产、数字技术等在生产、生活与社会中的互动路径与场景。因此，认知与把握数字化场景建构的内涵、消解数字化场景建构过程中的痛点，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带动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场景建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1）数字资产是数字化场景运营服务的对象，需要建构与数字资产、物理形态资产与融合体验场景相适配的数字场景。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建构数字场景的系统体系及其相应的支撑服务。
（2）以数字产业深化发展为抓手，以积极发展数字资产为突破点，围绕以客户为中心，以信用管理为核心，推动基于新基础设施建构的数字化场景，建构数字沉浸体验场景与数字公信力赋能场景，进一步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业态新格局的形成。
（3）推动投顾能力场景化、数字化。投顾能力是数字资产管理与交易的核心能力，投顾数字场景化是数字资产场景建构的关键环节。在建构公信力数字场景化、深度体验数字场景化的基础上，这些数字化、智能化的场景体系和能力更加注重用户场景的参与和体验，以用户为中心，人工智能、VR/AR/MR、终端呈现和用户参与场景化技术正在逐渐应用和普及在数字资产投资、数字经济领域，且融合于多元化服务平台与服务体系中，用以更加精准地满足综合服务平台资讯、咨询、顾问、交易等多种社会需求。
（4）促进多元化的服务平台与体系的形成。多元化的服务平台与体系是为了有效地对接多样态、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需求而建构的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承载了多样化、多元化的服务手段与需求对接。服务手段的丰富程度是由数字场景能力与需求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由此可以看出，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数字场景及其建构不断成为其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中心议题。这也进一步要求，无论数字经济的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探索，围绕数字场景建构去探究理论建构与实践的路径已成为不可避免与必须面对的问题。
08
以发展数字产业新业态构建数字经济新形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基于此，有必要对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前期基础性成果展开分析，并客观认识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独特优势，不断提高我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10]。如今，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展现出了不同的进程，从当前的状态来看，其表现主要是数字化、数智化这两大基本进程。数字经济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进程，最基本的前提与动力就是基础设施的更迭进化。从数字经济向数智经济的转型发展，其实质是支撑经济形态的基础设施发生了更迭，表现在由新基础设施向数字基础设施转变，即以互联网为中心现成的通用技术、方法、支撑与服务体系向在新基础设施基础上建构的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以算力为基座，以元宇宙为中心的数字化支撑服务体系转变。
1、数字产业业态
新一轮数字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如何探讨与实践打造数字经济及其产业集群、推进数字经济生态发展，大力培育数字产业新业态，构建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一般来讲，数字产业新业态包括以下四个大类：一是数字产业新业态；二是产业数字化新业态；三是数实融合新业态；四是数字产业治理新业态。
基于数字新基础设施基础之上，在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上整合数字化产业新业态、产业数字化新业态、数实融合新业态、数字产业治理新业态及其生态集成，融合而成的新的经济系统，就是数字经济新形态。
2、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
基于数字资源的特质，数字经济有自己独特的内在发展规律与基本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
（1）数据要素化。表现在数据成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2）数字基础设施化。表现在：无线网络、云计算、宽带、云储存、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新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
（3）便捷性。表现在突破时空约束，以几乎实时地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使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在更小的时空跨度上实现。
（4）融合性。表现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数字产业的相互融合趋势。
（5）供给需求一体化。供给侧和需求侧分离的关系改变使得走向融合成为了可能。
（6）边际效益递增性。主要表现在：数字经济边际成本递减与累积增值性。
（7）环境友好性。表现在：避免对物理资源的过度消耗，形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可以优化环境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8）低成本性。表现在：减少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
（9）用户中心化。数字经济的价值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形式增长；用户人数越多，每个用户得到的效用就越高。
（10）智能化。表现在：基于算力的提升，通过“人工智能+算法”驱动，实现了大数据、大模型、高算力等，实现了跨界创新和智能服务。
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基于数字资源特质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发展的逻辑与态势。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了一些重要的特征，概括地讲，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经济新形态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不断进入深化阶段。
（2）数字经济新形态无论是规模、业态还是产业发展进程都在不断加速。
（3）基础设施的迭代不断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
（4）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场景建构基础上的体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
（5）数字资源资产化进程推进加快。
（6）数字经济新形态发展过程中的数字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7）数字经济新形态不断进化，数智化时代不断走来，拓展了时空概念，衍生或者延伸了生活方式，重塑了时代文化发展。
09
数字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平台与手段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推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回答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方向、立场及路径等基本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1]。中办国办《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推动文化机构将文化资源数据采集、加工、挖掘与数据服务纳入经常性工作，将凝结文化工作者智慧和知识的关联数据转化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12]这些政策与精神，不断丰富与建构数字经济这一新形态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平台与手段。
1、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平台与手段
数字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平台与领域。我国共筑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四大举措是：打造领先网络基础设施与坚实算力底座；共同繁荣兼容开放的基础软件生态；以开放的行业数字化平台促进融合创新；释放高质量发展动力。具体表现为：
（1）理论与实践引导平台与手段。
（2）价值发现平台与手段。
（3）传播机制平台与手段。
（4）场景化体验消费平台与手段。
（5）技术融合平台与手段。
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平台与手段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平台与手段，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1）数字产业发展的战略引领能力
从目前来看，在数字经济新形态发展的过程中，数字产业的发展至少有四个基本的战略取向：一是与内容融合；二是与金融融合；三是与消费融合，其中与文化、旅游融合是重点；四是与场景融合。在以上四个融合中，与内容融合是基础与关键。在传统文化活化过程中，沉浸式交互体验是关键，而其手段则是基于文化科技的交互式体验。特别是文化的传播，尤其如此。
（2）数字产业发展的价值发现能力
我们知道，文化的价值发现能力是核心能力，而体验与传播能力则是基础能力。以前我们太过于强调与重视文化本身的研究，而往往忽视了研究的目的与初心，以及如何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的基础与手段。也就是忘记了传统文化需要现代表达，需要寓教于乐。对青少年来讲，如果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发黄的文献与陈旧残缺的器物，他们就容易有一种挫败感。如果把传统文化用科技交互体验的方式让他们参与进来，在快乐的沉浸体验中，就可以完成文化立场的培育及价值观的传递，更能跨界快捷地实现价值发现的功能。
（3）数字产业发展的传播能力
提升传播能力是数字产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战略取向。讲好中国故事，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更是如此。以短视频为例，其发展能够跨越语言障碍而得以被广泛传播，重要原因就在于具有“强调视觉刺激、弱化语言表达”的特点，将壁画、敦煌、飞天、元宇宙等历史与科技元素融合的数字虚拟人天妤，展示传统田园生活、获得众多海外粉丝的博主，海外传播量达到2亿人次的榫卯玩具短视频等，在文化出海、传播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以及国家竞争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3]。
（4）数字产业发展的体验消费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场景建构已经成为文化场景式沉浸消费体验的一个核心，并已经成为一种工具与方法。沉浸式体验技术是一个越来越普及的手段，无论IP的场景化，还是体验场景的虚拟化，都已是文化艺术＋旅游的重要选择，这是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为了进一步提升沉浸式交互体验技术的水平与能力，在拓展其场景化应用的路径与范围方面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引导。
（5）数字产业发展的技术融合能力
数字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融合发展能力，是数字经济新形态发展动力中的主要推动力，是形态进化与基础设施迭代的重要力量。
3、数字经济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为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快速发展、范围辐射之广、程度影响之深，可谓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14]。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合作共赢、和衷共济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出路。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推进国际合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正在为全球数字文明贡献中国力量。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非常重要，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一是要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表现为：一方面数字全球化是支撑全球化前进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从多方面推进我国国际化发展；第三，中国应以坚实的数字经济基础以及高水平的开放紧抓数字全球化这一发展机遇。二是要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融合。三是要激发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场景。四是要提升全球数字治理的水平与能力。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新的经济现象、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治理模式，数字经济新形态作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正在进一步发展推动建立公平、透明、开放和包容的新型世界经济秩序，共同化解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制度、规则、安全等多重风险。五是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六是要促进全球数字文明建设。
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不仅仅涉及经济形态的发展进步问题，还事关在百年不遇大变局过程中的战略机遇问题，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大局，事关向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10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基本关系
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不仅其发展的状态需要探索研究，其发展的态势目前也知之甚少，需要探索研究，而且对其发展的逻辑与内在规律更是知之甚少，更需要探索研究。面对这样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持之以恒地研究探索这些基本的战略问题。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分析与探讨一些重要的基本关系，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1、数字经济发展的形态与最终目的
无论数字经济发展的形态多么丰富、多么繁杂，它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不变的，那就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核心目的是发现价值并进行有效率的价值管理。发展快速、发展的态势复杂、发展的规模庞大不是迷失其发展目标的原因。
2、数据及其资源的公开、便捷、共享与其权益保护的协同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据及其资源的公开、便捷、共享及其权益的保护冲突问题，要坚持以下的解决原则与理念：
（1）数字数据及其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
（2）数据及其资源的公开、便捷、共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要义，没有数据的公开、便捷、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就会流失，数字经济的发展就会受限甚或是枯萎。
（3）数据及其资源的流转有多种形式，公开、便捷、共享是一种；其他的流转方式也是一种；价值交易也是一种。我们不能以一种流转形式否定另一种流转方式，不同的流转方式是一种共生状态，共同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4）数字资产的交易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管理部门要重在数字及其资源的公开、便捷、共享上下工夫，出实招，下大力，具体路径更多的是在制度创新与环境的优化上下工夫，而不是在产业发展路线图及其市场操作层面上去用功费力。管理部门要在数据资源的流转过程中建构相应的生态，推动不同流转方式共生共存。尤其是不能用一种手段和方式去否定另一种方式，更不能用经济效益的办法去衡量数字及其资源流转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3、数字经济不同进程间的关系问题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是概念化的主观抽象行为，它有自己不同阶段发展的相应进程。根据研究分析，至少有以下两个重要的进程：一是数字化进程；二是数智化进程。我们说，数字经济的发展有不同的进程，且这种不同的进程反映在基座技术的进化与发展上。数字化进程的基座技术是区块链，而数智化进程的基座技术是元宇宙。其中，数智化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智能化的过程。
4、顶层设计与发展大势及科技进步的关系
（1）顶层设计不能与数字经济发展大势相违背，不能与科技融合进步的取向相冲突，而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张力与平衡。
（2）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的“脸”不要太大，“手”不要太长，特别是对于路线图，政府尽可能不做，而要让市场在竞争过程中去形成。
（3）相关管理部门不要认为自己比市场聪明，比市场更有能力。
5、管控与大众化的关系问题
社会管控的中心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去中心化过程中要找到平衡。
6、治理与监管的关系问题
治理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监管是一种体制与体系。面对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如何建构与实现从监管到治理的转型，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
7、科技建制与体制的关系问题
科技建制是基于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体制是管控意志的体现。如何在科技建制的力量与体制管控力量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或是张力，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
8、新基础设施与业态进化的关系问题
不同的基础设施的建构往往就预示着会有不同的业态产生，就会生发不同产业业态与发展生态。
9、认知逻辑与产业形态进化的历史统一的问题
（1）数字经济认知逻辑：线下资源——数据——数据资源——数字资源——数字资产。
（2）业态进化的历史：传统业态——信息化业态——互联网业态——数字化业态——数字经济。
10、数据要素与数字资源的关系问题
数字经济关注的是资源的价值及其价值的发现，数据是一种资源形态，数字经济关注的是数字资源。数据要素是一种取向概念与结果，而数字资源才是数字经济的逻辑始点。
11
技术带来的传播效率、效能与意识形态导向的关系问题
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直接导致数字技术带来的传播效率、效能与意识形态导向间出现失衡。我们在发展数字经济新形态的过程中，如何为我国经济社会安全提供重要保证，这是重要的战略问题。首先，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使得数字技术时代的安全问题与意识形态的冲击会更加频繁。其次，数字技术公开特征和安全形态之间存在融合博弈问题，表现在数字技术的传播效率、效果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协同变得复杂，开放的数字技术带来的内容输入会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间的不和谐。第三，数字技术发展的去中心化与管控过程中的中心化趋势会进一步冲突，因而需要新的治理理念与思路去化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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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注：文章部分配图采用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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