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的欧洲,不仅是现代美学理论的起源地、消费主义的诞生地,更是通过快速扩张的海外贸易获取异域商品的时代。于此同时,存在着一种文化艺术风潮,既带着争议、又引起消费模式的变化,并常常以奢侈品的形式对欧洲社会产生影响,其在当时的装饰艺术风格中表现出了强烈而深刻的矛盾吸引力,这种艺术风潮便是Chinoiserie中国风。

中国产品最初出现在英国社会精英的客厅里,作为阶级标志,但很快就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市场,受到时尚和新兴商业阶层的追求。到了18世纪30年代,装饰有进口纸张、屏风、瓷瓶和蓝白瓷板的中国房间成为乡间住宅的常规配置。到了18世纪50年代,这种风格似乎达到了顶峰,即使是伦敦小住宅也配备了中国式家具,与此同时,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在伦敦附近的丘园(Kew Gardens)建造了著名的中国塔,无数的寺庙和中国桥梁在英国各地的景观花园中涌现。

17世纪末起,英国出现了一种仿制中国新型家具,结合了写字台和储物柜的功能。这些书橱的外层通常是用胡桃木等漂亮的木材镶嵌,或者涂以仿制漆器。正如斯托克和帕克(Stalker and Parker)在他们的《日本漆器和清漆论文》中列举的那样,仿制漆器可以涂抹各种颜色,包括黑色、白色、蓝色、红色、栗色和橄榄色。

英国National Trust所收录的1720年的Chinoiserie橱柜

在英国National Trust所收录的1720年的Chinoiserie橱柜中可以发现,作品拥有Palladian风格的轮廓,但又饰以中式装饰镀金花纹及彩漆,成为一款中西融合式的经典Chinoiserie家具。Palladian风格的家具讲究对称性、其外形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传统古典建筑的概念演变而来,因而可看见橱柜中央的四根罗马柱。除此之外,Palladian风格的家具精美华丽,规模庞大,沉重,就像雕塑一样。有趣的是,当东方式的美学与其碰撞后,其欧式的完美对称性被削弱,转而呈现东方式装饰纹样的自然性和不对称性。

储粹宫 龙隐朱轩 Hidden Dragon 耳饰

如果说17世纪末英国家具的Chinoiserie仍然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浅层的、形式上的中西融合,那么在20世纪中叶,储粹宫ChuCui Palace的出现,则削弱了Chinoiserie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并弥合了17、18世纪由于东西方交流的缺乏而造成的审美的差异。其所创造的Chinoiserie珠宝,其本质是以东方审美为逻辑,Chinoiserie为形式,西方珠宝技艺为表达手法的经典作品。

储粹宫ChuCui Palace 所创作的“龙隐朱轩 Hidden Dragon”耳饰在20世纪中叶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欧洲珠宝界一阵不小的轰动。Chinoiserie中经典的S型及C型曲线,让龙身流畅而飘逸。东方的龙优雅而华丽,完全摒弃了西方龙图腾中的凶狠。作品亦极富节奏感,不管是婉转的龙身,亦或是以抽象的云纹释放作品的呼吸感,并与繁复的龙身进行简与繁的对比,犹如起承转合,节奏都恰到好处。对东方龙的远望,不是真实的望,而是通过诗画幻象——回望东方文脉的真实,而最高级的Chinoiserie,便生长在对东方文化完整性的理解之上。

代尔夫特仿制的中国瓷器

在17世纪的英国,瓷器与中国联系紧密,以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名字成为该商品的代名词。但是在1640年代,由于满洲的入侵和新清朝的建立,中国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遭到了破坏。荷兰商人一方面转而向日本寻求,一方面,代尔夫特市在17世纪下半叶成为锡釉陶器的生产中心,向欧洲市场出售仿制中国的瓷器。代尔夫特的瓷器中,许多受到了蓝白中国瓷器的启发,售价则往往比中国或日本瓷器便宜,并一度出现 “原版的” 和 “复制品” 两种陶瓷在大约同一时间、同样的室内使用的情况。

除了蓝白色调外,代尔夫特釉陶厂还试图复制中国瓷器的形状,但在“翻制”过程中,尺寸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生产的陶器更加强调了欧洲巴洛克风格中扎实、肌肉感的形状,更为膨胀丰满。

Chinoiserie中国风的兴起是欧洲文化与东方文明相互融合的历史见证。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风格,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与认知碰撞。这种风格的流行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对东方精神与美学的深刻理解与诠释。在这背后,是对异域文化的敬畏与探索,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尊重与追求。Chinoiserie的影响超越了装饰艺术的范畴,它承载着人们对异域世界的向往和想象,同时也反映了欧洲社会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情境与价值观。因此,Chinoiserie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表面的华丽和奢靡,它是文明交流与跨文化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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