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孟子“共同体”思想与中医、《易经》有密切联系，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础与《易经》和孟子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中医强调“天人合一”，认为人体是一个与自然环境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这与《易经》中所强调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以及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相一致。通过以三者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可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为解决当今世界的全球性挑战提供新思路。
孟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孟亮、新西兰前总理珍妮·希普利(Jenny Shipley)、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廖彬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杨庆中、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院长陈晓霞、中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沈国放、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创院院长许福吉、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李良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研究员刘英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张涛、曲阜市政府副市长周凯等嘉宾分别作主旨发言。
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华夏文化促进会首席顾问廖彬宇谈到，他在2023年冬已完成《传统与现代——论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战略、分层建设与底层逻辑》一书的纲要，并应邀到重庆社科联首讲。在这部书中他说，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在于六经，六经的根与魂则是《易经》。《易经》作为中华民族的群经之首与大道之源，不仅滋养了孔孟老庄，也滋养了诸子百家，乃至于启发了诸如莱布尼茨、荣格、玻尔等诸多西方哲学家。廖彬宇进而以古今中外受到《易经》思想启发从而创造伟大理论的现象为例，他强调，要加强对《易经》的研究与发展，通过《易经》的思想构建全新而适用于世界的新的理论，将有利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廖彬宇认为，《孟子》是一部能鼓舞人心和滋养读者浩然之气的经典巨著。曾国藩带兵时，就是每天带领将士们高声朗读《孟子》，将士们冲锋陷阵、舍生忘死的精神就是得力于《孟子》。
孔子倡导中道，重视“中行”（即中庸）；荀子是小道（包括荀子本身反对“小道”），以“性恶”立论，重视礼法思想，培养出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两位学生，类似佛家的小乘；那么其前辈孟子，就是以“性善”立论，发掘人的无限可能，所倡导的乃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道”。而无论小道、中道抑或大道，都是正道，都值得推崇与学习。
廖彬宇谈到，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曾思考孟子名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后来从《史记·天官书》中得到了启发。当然，《孟子·公孙丑下》中已经列举出了孟子之前的现象：“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其大意是，从尧舜到商汤，经历了五百多年；从商汤到周文王，也经历了五百多年；从周文王到孔子，还是经历了五百多年。孟子通过列举这些历史阶段的时间跨度，强调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约五百年）就会有杰出的人物出现。后来儒家渐渐将其演变为“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说法。这一观点反映了孟子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和思考，其背后的依据则是源于天文学，同时证明了孟子通达于天文与天道。
廖彬宇指出：周文王被儒家尊为元圣，其重要学术贡献是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并加上卦爻辞，形成《周易》，并据此思想，进而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朝八百年基业，肇始了中华文明根基。
他去世后五百年，孔子出世，孔子的重要学术贡献是为《周易》作《传》，以阐释易学思想，名为《十翼》，并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后悔学《易》不够早。孔子思想由此大成，从此照亮中华民族数千年道路。孔子距文王，乃第一个五百年；
周文王出生一千后，出现了董仲舒，董仲舒很年轻时就出来讲学，发现自己学问不够，于是目不窥园三年，深研易学，一出山便向汉武帝连番上书，即所谓《天人三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用以丰富和解读儒学，并培养了一位伟大的弟子司马迁，奠定大汉四百年格局。此乃第二个五百年。
董仲舒之后五百年，到了隋唐时期，又一位自学成才的人物——孔子后裔孔颖达出生，孔子删述六经，孔颖达便注解五经，即所谓《五经正义》。并培养了一位弟子，叫做李世民，开启了大唐盛世的辉煌篇章与大乘气象，是为第三个五百年。
第四个五百年，到了北宋时期，天上五星连珠，人间涌现出北宋五子，五子之首乃周敦颐，12岁时便自学并精通《易经》，一生就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学著作《爱莲说》，一百多字；第二篇哲学著作《太极图说》，两百多字，就是这两百多字，讲完了宇宙模式、社会模式、人伦模式与政治模式，奠定了宋明理学的根基。周敦颐培养了两位学生——程颐、程颢兄弟。二程有一舅舅，名为张载；周敦颐有一好友，乃一介布衣，叫做邵雍，终身以研《易》为乐，其所有的文章、著作、诗词，样样不离《易》。当时的重臣与皇帝，莫不对其推崇备至。此后宋朝的文化艺术，臻于民族巅峰。北宋五子，同样是五位自学成才的《易经》大师。
北宋五子之后五百年，王阳明出，其一生有三次悟道：1508年在贵阳修文“龙场悟道”，内容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龙场悟道，得出“心即理，心外无物”之学。核心观点为“心即理”。龙场悟道后的第二年，即1509年，王阳明在“心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代表着阳明心学的体悟思想框架基本成形。所以说，龙场悟道，并没有马上悟出“知行合一”，但却为“知行合一”打下了基础。
1520年，也就是龙场悟道后12年，经过赣南剿匪、宁王之乱与忠泰之难这些坎坎坷坷后，王阳明悟出了“致良知”之道。王阳明与学生们在江西赣州通天岩讲学时，正式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专门把《大学》这篇经典里的“致”字放在了很高的位置，称为“通天体悟”，这是王阳明的第二次重要悟道。从此之后，王阳明把致良知视为心学的最核心思想而对外宣扬。使得心学有了归宿，得到升华。
1527年，晚年王阳明在出征广西平乱前，在绍兴的天泉桥上，对两位弟子提出的疑问进行了核心解答，提出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著名“四句教”，史称“天泉证道”，也是最终的悟道。这也是对阳明心学三大核心观点的最终解说。
王阳明1508年龙场悟道的具体地址是在一个山洞，王阳明把这个山洞命名为“玩易窝”。王阳明在玩易窝中自学自悟《易经》，终于悟道，是为第五个五百年。阳明心学与知行合一思想，甚至影响了此后的东西方世界，西方不断走向务实创新，产生了文艺复兴，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东方的日本重视知行合一，走向明治维新的崛起之路。
1508年加500年，等于2008年。文王距今，为第六个五百年，也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所讲的三千年一大变的时间点。领袖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
回头再看看西方，德国的哲学鼻祖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后，读到西方传教士翻译过去的易学书籍，感叹中国几千年前的《易经》，竟然包含了二进制原理，于是后半生全力研究《易经》。莱布尼茨进一步影响了其弟子沃尔夫，沃尔夫再一步影响了再传弟子黑格尔，黑格尔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易》文化的影响，创造了《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理念”与正反合辩证法逻辑，并再一步影响了他的学生马克思。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并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曾这样评价《易经》：“《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
2015年，廖彬宇发现李约瑟曾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源于中国，把这一哲学传到欧洲的信使是耶稣会士，并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加以欧洲化和“科学化”之后，又传回了中国。于是廖彬宇开始着手研究，并在书院和高校开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课程。
廖彬宇在2018年出版的《大成之道》书中谈到，这是为了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并非绝缘，同时也不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绝对源于中国。这恰好证明了人类的优秀文明都具有包容性与互鉴性——马克思吸收了中华文化而最终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则变得更加伟大，两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廖彬宇说，西方从莱布尼茨开始，直到马克思，德国哲学形成了一个以《易经》为核心的小传统，而中华民族几千年下来，形成了一个以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今生生不息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被称为“道统”。这个道统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常用常新，因社会与时代的需要可以不断创造与创新。
论坛上，廖彬宇最终提出一个观点：研究《易经》不一定能创造伟大理论，但不研究《易经》，一定不能创造伟大理论。
据悉，“东方文明论坛”主题论坛及相关活动于2017年启动，包括“东方文明之旅”、“东方文明·高峰对话”等活动，其中主题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旨在搭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商业、文化、艺术、科技等各领域知名人士共同参与的，进行海内外文明交流互鉴，文化艺术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