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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到公益,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王丽惠:“公益更难做”

2022-09-08 17:48:24       来源:百度百家

“管理方式的调整往往伴随着人事上的冲突,管理者究竟该如何面对这些冲突?”

曾担任汇丰银行北京分行副董事的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现任秘书长王丽惠,在升任秘书长后,重新梳理了内部管理制度。在财务管理上,金融业出身的她对风险控制与资金保值增值更是尤为重视。从商业到公益,管理方式上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人事上的冲突,王丽惠是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在她看来,这些冲突的背后,又隐含着公益人怎样的心态?管理方式的调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

针对系列问题,《社会创新家》对王丽惠进行了专题采访

公益人的两极心态:自卑&自负

《社会创新家》:加入西部阳光之前,你曾在汇丰银行北京分行担任副董事。当时为什么转变人生方向,选择进入一家公益机构?

王丽惠:我的格偏向冒险与挑战。银行的工作可以一眼望到头,但我还想挑战更多东西,想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以我后来的接触,我想西部阳光当时也是希望通过新人的加入,创造新氛围,给机构带来正向改变。

《社会创新家》:当时对于下一个十年,机构有着怎样的目标?

王丽惠:十周年确实是一个节点,但西部阳光的风格一贯都是“务实”,精力也主要放在项目上,并不想为此特意宣告一个宏伟的目标。只是大家确实会期待新的变化。

《社会创新家》:对你来说,你在进入西部阳光时怀揣着什么目标?

王丽惠:我刚进入西部阳光时担任项目总监,西部阳光当时没有项目交接这项流程,全靠自己一点点摸索,当时也基本没有内部管理,制度比较松散,流程也不规范。喜欢埋头做事,这是我喜欢西部阳光的一点,但不把如何做事规范起来,也会影响效率。如果一个人离开,下一个人就不知道如何做了,自然会影响机构的发展程度。企业经验告诉我,一个良的企业绝不会因一个人离开就陷入瘫痪或者长期消沉。

《社会创新家》:所以2018年你担任秘书长后,规范内部管理成为一个重点目标?

王丽惠:是的,我当时给自己立下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进行专业运营、管理,同时对社会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机构。在项目管理上,要树立起规范的流程、方法。并逐步细化、完善财务和人事管理制度。

2020年,云南宣威新建成的阳光童趣园

《社会创新家》:这样的改革,在人事上会遇到阻碍吗?

王丽惠:这并不是一场想象中大刀阔斧的改革,表达为“调整”也许更合适,这些调整是每天在逐渐发生的,一直到今天。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经历过“规范”,不知道“规范”是怎样的,总倾向于谈情感。

《社会创新家》:这种情况下,你在管理时,风格会比较强硬?

王丽惠:我会比较坚持原则。公益是一个正规职业,公益机构应该是和政府、企业并行的第三部门。在内部调整时,我们也会有争论。我还是尽量引导大家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理看待制度建设的重要。公益组织做的可能是目前国家和政府暂时无暇顾及的事,也可能是能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有技术含量的事。它需要发挥引领作用,用小钱撬动大资源,不必说什么事情都总绕回到情感上。

2“和企业相比,差距还是挺大”

《社会创新家》:在追求专业、效率时,员工的绩效考核有哪些变化?

王丽惠:公益人并不是为了挣大钱才来做公益的,但提供低薪,却期待员工付出极大精力,并且不断创新,是违背人的。从这个角度讲,公益机构的薪酬体系需要重新搭建,且应形成社会共识。

《社会创新家》: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你推动改变的空间在哪里?

王丽惠:我们设置了西部阳光衡记分卡,和绩效考核挂钩,参考两个角度,一方面把日常工作内容量化;另一方面,把员工对公益的认知、理念等也都纳入考量。如果达到要求标准,在进行年度绩效考核时就会有薪资调整。不过,因为公益机构收入特殊,我们并不能保证每年一定涨薪多少,还要综合每年的筹款额支出额,这也是现实无奈的情况。

《社会创新家》:到今天为止,你对“调整”之下的成果是满意的吗?

王丽惠:我自己当然很满意大家越来越团结,逐渐形成做专业基金会的共识。效率也有提升。最简单的比如项目执行和财务报销,现在都可以在系统上完成,流程清晰可见,需要的资料也都保存完整,可以及时找到。

西部阳光理事在“阳光童趣园”项目点前合影

《社会创新家》:和企业相比,处于什么水?

王丽惠:和企业相比的话,差距还是挺大。我们还存在信息管理建设投入不够、管理模式更新慢、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不足等问题。当然人手不足就会导致效率有差距。这就是“矛盾”所在,待遇低,导致招不到优秀的人。为了扩大管理费用,就需要扩大项目规模,但因为没有人,又无法把项目做大。

《社会创新家》:理事会对于机构的调整是怎样的态度?

王丽惠:理事会很支持,也给了很多建议。不过双方偶尔也会有摩擦,我觉得原因主要在于沟通还不够充分、全面。机构的调整是自发的、逐步的,这个过程理事会没有也无法全程参与,很多东西就会出现“传导滞后”的问题。

《社会创新家》:在推动机构做出改变时,会有压力吗?

王丽惠:有压力,我的压力都是来自自己,比如如何逼自己勇于担当,如何逼自己把机构做得更好。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它越来越好,筹款可以每年有所增长,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自信地拿到通过自己劳动和智慧创造的酬劳。很多同龄人接受不了公益组织的工作强度,在对社会问题、社会公的认知以及自我反思和学上,也都比不上公益机构的人。所以我认为我的同事们值得更多,但现实条件仍有很多限制,这是我更无奈的地方。

《社会创新家》:目前西部阳光员工的薪资水有提高吗?

王丽惠:有,在筹款和内部制度上,我做了一些努力。2016年机构应届生的底薪是3500元,有同事在北京工作,6年一直拿3500元月薪。现在机构底薪已经达到5000元。

3.公益人的“脆弱”源于不自信

《社会创新家》:这几年,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成为行业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个从商业公司进入公益机构工作的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丽惠:在运营管理上,我认为公益确实应该向商业学。商业公司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在理念上,商业逐利,公益非营利,它们都指向人类发展的目标,只不过实现路径不同。大家还是要“破圈”,增进互相了解。

《社会创新家》:在接触公益人时,你觉得他们有哪些特质?

王丽惠:他们很多人是真诚、踏实、可爱的。有的可能也会有脆弱、狭隘的一面。但公益人真的很单纯。

青葵花导师计划项目中,乡村青年教师共同学、进步

《社会创新家》:做公益和做商业,哪个更难?

王丽惠:商业逐利,简单一些。公益更难。公益除了要遵循很多社会既定的商业法则以外,还有道德上的限制。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更规范,做到完美。“完美”这个词或许大家不会拿来要求企业,却会用来要求公益组织。同时在内部管理上也会时不时被各种情绪、道德绑架。这些东西我感觉有些难受。其实我现在的工作许多地方并无先例可循,只能自己摸索,来自各个层面的各种打击都会让我也变得不自信、犹豫。我能做的就是多听团队的意见,必要时及时喊停。

《社会创新家》:和在银行工作时相比,你自身的状态有哪些变化?

王丽惠:会更舒畅一些,但焦虑和压力也有,我们现在更像创业,不确定更强。目前我还是很想继续做下去。我很认可我们的项目和产品,这是最为关键的地方。无论时间长短,只要更多人为这个社会、为世界去思考,一切就会发生变化。我看到了一群人正在这样做,我也想接着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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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到公益,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王丽惠:“公益更难做”

2022-09-08 17:48:24   百度百家

“管理方式的调整往往伴随着人事上的冲突,管理者究竟该如何面对这些冲突?”

曾担任汇丰银行北京分行副董事的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现任秘书长王丽惠,在升任秘书长后,重新梳理了内部管理制度。在财务管理上,金融业出身的她对风险控制与资金保值增值更是尤为重视。从商业到公益,管理方式上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人事上的冲突,王丽惠是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在她看来,这些冲突的背后,又隐含着公益人怎样的心态?管理方式的调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

针对系列问题,《社会创新家》对王丽惠进行了专题采访

公益人的两极心态:自卑&自负

《社会创新家》:加入西部阳光之前,你曾在汇丰银行北京分行担任副董事。当时为什么转变人生方向,选择进入一家公益机构?

王丽惠:我的格偏向冒险与挑战。银行的工作可以一眼望到头,但我还想挑战更多东西,想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以我后来的接触,我想西部阳光当时也是希望通过新人的加入,创造新氛围,给机构带来正向改变。

《社会创新家》:当时对于下一个十年,机构有着怎样的目标?

王丽惠:十周年确实是一个节点,但西部阳光的风格一贯都是“务实”,精力也主要放在项目上,并不想为此特意宣告一个宏伟的目标。只是大家确实会期待新的变化。

《社会创新家》:对你来说,你在进入西部阳光时怀揣着什么目标?

王丽惠:我刚进入西部阳光时担任项目总监,西部阳光当时没有项目交接这项流程,全靠自己一点点摸索,当时也基本没有内部管理,制度比较松散,流程也不规范。喜欢埋头做事,这是我喜欢西部阳光的一点,但不把如何做事规范起来,也会影响效率。如果一个人离开,下一个人就不知道如何做了,自然会影响机构的发展程度。企业经验告诉我,一个良的企业绝不会因一个人离开就陷入瘫痪或者长期消沉。

《社会创新家》:所以2018年你担任秘书长后,规范内部管理成为一个重点目标?

王丽惠:是的,我当时给自己立下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进行专业运营、管理,同时对社会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机构。在项目管理上,要树立起规范的流程、方法。并逐步细化、完善财务和人事管理制度。

2020年,云南宣威新建成的阳光童趣园

《社会创新家》:这样的改革,在人事上会遇到阻碍吗?

王丽惠:这并不是一场想象中大刀阔斧的改革,表达为“调整”也许更合适,这些调整是每天在逐渐发生的,一直到今天。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经历过“规范”,不知道“规范”是怎样的,总倾向于谈情感。

《社会创新家》:这种情况下,你在管理时,风格会比较强硬?

王丽惠:我会比较坚持原则。公益是一个正规职业,公益机构应该是和政府、企业并行的第三部门。在内部调整时,我们也会有争论。我还是尽量引导大家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理看待制度建设的重要。公益组织做的可能是目前国家和政府暂时无暇顾及的事,也可能是能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有技术含量的事。它需要发挥引领作用,用小钱撬动大资源,不必说什么事情都总绕回到情感上。

2“和企业相比,差距还是挺大”

《社会创新家》:在追求专业、效率时,员工的绩效考核有哪些变化?

王丽惠:公益人并不是为了挣大钱才来做公益的,但提供低薪,却期待员工付出极大精力,并且不断创新,是违背人的。从这个角度讲,公益机构的薪酬体系需要重新搭建,且应形成社会共识。

《社会创新家》: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你推动改变的空间在哪里?

王丽惠:我们设置了西部阳光衡记分卡,和绩效考核挂钩,参考两个角度,一方面把日常工作内容量化;另一方面,把员工对公益的认知、理念等也都纳入考量。如果达到要求标准,在进行年度绩效考核时就会有薪资调整。不过,因为公益机构收入特殊,我们并不能保证每年一定涨薪多少,还要综合每年的筹款额支出额,这也是现实无奈的情况。

《社会创新家》:到今天为止,你对“调整”之下的成果是满意的吗?

王丽惠:我自己当然很满意大家越来越团结,逐渐形成做专业基金会的共识。效率也有提升。最简单的比如项目执行和财务报销,现在都可以在系统上完成,流程清晰可见,需要的资料也都保存完整,可以及时找到。

西部阳光理事在“阳光童趣园”项目点前合影

《社会创新家》:和企业相比,处于什么水?

王丽惠:和企业相比的话,差距还是挺大。我们还存在信息管理建设投入不够、管理模式更新慢、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不足等问题。当然人手不足就会导致效率有差距。这就是“矛盾”所在,待遇低,导致招不到优秀的人。为了扩大管理费用,就需要扩大项目规模,但因为没有人,又无法把项目做大。

《社会创新家》:理事会对于机构的调整是怎样的态度?

王丽惠:理事会很支持,也给了很多建议。不过双方偶尔也会有摩擦,我觉得原因主要在于沟通还不够充分、全面。机构的调整是自发的、逐步的,这个过程理事会没有也无法全程参与,很多东西就会出现“传导滞后”的问题。

《社会创新家》:在推动机构做出改变时,会有压力吗?

王丽惠:有压力,我的压力都是来自自己,比如如何逼自己勇于担当,如何逼自己把机构做得更好。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它越来越好,筹款可以每年有所增长,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自信地拿到通过自己劳动和智慧创造的酬劳。很多同龄人接受不了公益组织的工作强度,在对社会问题、社会公的认知以及自我反思和学上,也都比不上公益机构的人。所以我认为我的同事们值得更多,但现实条件仍有很多限制,这是我更无奈的地方。

《社会创新家》:目前西部阳光员工的薪资水有提高吗?

王丽惠:有,在筹款和内部制度上,我做了一些努力。2016年机构应届生的底薪是3500元,有同事在北京工作,6年一直拿3500元月薪。现在机构底薪已经达到5000元。

3.公益人的“脆弱”源于不自信

《社会创新家》:这几年,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成为行业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个从商业公司进入公益机构工作的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丽惠:在运营管理上,我认为公益确实应该向商业学。商业公司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在理念上,商业逐利,公益非营利,它们都指向人类发展的目标,只不过实现路径不同。大家还是要“破圈”,增进互相了解。

《社会创新家》:在接触公益人时,你觉得他们有哪些特质?

王丽惠:他们很多人是真诚、踏实、可爱的。有的可能也会有脆弱、狭隘的一面。但公益人真的很单纯。

青葵花导师计划项目中,乡村青年教师共同学、进步

《社会创新家》:做公益和做商业,哪个更难?

王丽惠:商业逐利,简单一些。公益更难。公益除了要遵循很多社会既定的商业法则以外,还有道德上的限制。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更规范,做到完美。“完美”这个词或许大家不会拿来要求企业,却会用来要求公益组织。同时在内部管理上也会时不时被各种情绪、道德绑架。这些东西我感觉有些难受。其实我现在的工作许多地方并无先例可循,只能自己摸索,来自各个层面的各种打击都会让我也变得不自信、犹豫。我能做的就是多听团队的意见,必要时及时喊停。

《社会创新家》:和在银行工作时相比,你自身的状态有哪些变化?

王丽惠:会更舒畅一些,但焦虑和压力也有,我们现在更像创业,不确定更强。目前我还是很想继续做下去。我很认可我们的项目和产品,这是最为关键的地方。无论时间长短,只要更多人为这个社会、为世界去思考,一切就会发生变化。我看到了一群人正在这样做,我也想接着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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