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精神心理问题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医改成就显著,人民健康保障得到进一步提升,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持续推进,大众对健康的意识不断增强,尤其是对精神类疾病越来越重视。而政府以患者治疗需求为出发点,陆续出台多项重要政策,力争解决患者治疗的各种困难。

降低精神分裂症疾病负担还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复发率高、致残率高的严重精神障碍疾病,该症在全球范围内给患者、家庭、医保付费方及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社会各界应进一步完善疾病负担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充分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促使患者获得系统的抗精神病治疗和功能康复,从而在降低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方面起关键作用。

从全球治疗理念和趋势来看,长效制剂的使用已成为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在结合国际治疗前沿和自身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于2020年推出《抗精神病长效针剂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专家共识》,呼吁在精神分裂的治疗中,把长效针剂的使用作为重要的策略使用。

目前,广东、上海等部分地区通过推广长效药物,在完善精神分裂患者社区管理方面取得较显著的成效。其中广东省将长效针剂费用不纳入该病的支付限额,直接计入基金最高支付限额。部分城市和地区从市级层面通过“医保报销+救治救助+财政兜底”等方式推动长效针剂使用,保障市域范围内精神分裂症患者应用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长效针剂,全覆盖推广使用长效针剂。但是,在我国的大多数地区,普及精神分裂症的长效制剂治疗还面临诸多挑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精神分裂症治疗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

普及精神分裂症的长效制剂治疗之所以迫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治疗成本的考量。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成本包括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包括了直接医疗成本(药品、住院、门诊费用,长期照顾服务费用及精神和躯体并发症的治疗费用)和直接非医疗成本(执法费用、收容所费用和交通费用等);后者包括了患病或过早死亡给患者带来的生产力损失,以及照料者提供的非正式护理

根据《国外医学-医院管理》刊登的《精神分裂症治疗的费用分析[J]》研究显示,由于反复发作需要再住院或加强照顾所造成的直接成本, 较治疗单次发作的治疗成本高出约100倍。多数国家研究结果表明,间接经济负担远高于直接经济负担,发展中国家患者治疗率偏低、新型抗精神病药的使用率较低、医疗保障能力有限,也导致间接经济负担占总成本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根据《精神分裂症的经济负担研究[J]》发布的研究数据,中国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与间接经济负担之比为1:31

也就是说,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有效预防和减少患者病情复发,是降低精神分裂症治疗的成本的最有效方案。

普及精神分裂症长效制剂治疗的社会意义

普及精神分裂症的长效制剂治疗,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有效预防和减少患者病情复发,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1、有效降低医疗成本,复发和再住院是精神分裂症最主要的成本驱使因素, 而依从性不佳、中断治疗是引起复发和再住院的主要原因。据统计, 高达2 /3的患者对治疗部分依从或完全不依从。以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开展全球注册的创新微球制剂为例,国外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 利培酮微球作为全国首家自主研发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长效针剂,与长效氟哌啶醇、奥氮平等口服药相比, 利培酮微球兼有临床和经济的双重优势。由于其安全性和依从性好, 复发率和再入院率低, 相应的远期再住院费、检查费、挂号费以及因就医而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和陪护照顾费等等均可减少,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学益处。扩大使用这类长效制剂增加了少量的药品支出,却大大降低了整体的医疗成本。

2、帮助患者及家庭显著获益,因病情控制良好, 部分患者可离开家庭、医院或照顾机构, 重新走向社会, 不仅减轻社会负担, 同时也会减轻患者自身的家庭负担,促进患者功能恢复和回归社会,提高生活质量。减轻患者家庭经济压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有利于提升疫情防控下的社会治理与公共卫生安全,症状严重的患者其行为会失去控制,易发生毁物、伤人等事件,给和社会治安带来重大隐患,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境下,患者不配合疫情防控也会带来诸多风险。普及精神分裂症的长效制剂治疗,能够降低患者社区随访管理负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创新精神卫生社区治疗管理路径和新模式,有效提升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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