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闵慧
前不久，商务部发布最新国外合作统计数据，2024年上半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06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1%。与此同时，2024年上半年延续了2023年以来新设外资企业较快增长的趋势。
然而，大型国际项目如能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电力设施等大型项目的跨国合作，尤其是投融资合作开发日益受到全球化进程放缓的影响。项目方和资金方如何面对这一巨大变化？为此我们访谈了国际大型项目投融资专家、知名跨国投融资律师、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倪嘉华先生。倪嘉华认为，在当下和未来，不变的是，无论是需要跨国资金的项目方，还是寻找优质标的的资金方，国际市场都有很多机会；变化的是，项目方和资金方都需要重新审视宏观环境的变化，制定相应的策略来应对这些变化。
大型国际项目投融资“危”中有“机”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债务风险加大、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交织叠加，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全球跨国投资面临全新的挑战。倪嘉华认为，今天国际市场中大型项目的开发建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经济放缓及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的影响，但是并未呈现出断崖式下滑，在一些新的领域反而出现了新的机会。但是他同时强调，“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大型国际项目的国际合作需要随需应变，用更专业的方法更智慧地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根据中国商务部前不久发布的数据，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5,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159.7亿元人民币,增长19.5%(以美元计为726.2亿美元，增长16.6%)。同时，从吸引外资的角度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规模近5,000亿元人民币，全国新设立外资企业近2.7万家，同比增长14.2%，仍处于近十年来的高位。“这可以佐证我们不必对形势过于悲观，”倪嘉华说，“中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并不是个案，从2024年上半年全球并购市场数据也可以看到跨国交易‘危’中有‘机’。”根据彭博7月发布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全球并购市场供发布交易26,268笔（已完成17,834笔），交易金额达19,392亿美元（已完成5,533亿美元），与2023年上半年相比，发布交易数量下降0.4%但交易金额增长15%。
倪嘉华认为，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通常涉及庞大的资本投入和长期的投资回报期，项目本身的特点叠加了外部环境的新变化，这对项目方对跨国投资者来说，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由于地域保护、环境问题、供应链多样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新的机会和领域正在显现。”他举例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涵盖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数千亿美元的基础实施投资，投资机会包括交通枢纽、能源管道、电力设施、港口等基础设施；欧洲的绿色协议涉及大量的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项目。而美国的基础设施重建计划将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涉及道路、桥梁、公共交通、清洁能源、电网现代化和水处理设施等；此外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亚太和拉美地区基础发展计划、印度国家基础设施管道等领域都有丰富的项目投资机会。
尽管机会依然存在，但倪嘉华认为相较于过往，当下跨国大型项目的投融资的复杂度和难度变得更大，需要团队具备更高的专业能力以弥合当下出现的全球化障碍。
弥合“制度距离”，构建多赢局面
作为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倪嘉华在全球能源和大型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中表现出卓越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项经验，他多次通过专业能力完成并交付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项目”，他个人也因此被《亚洲法律杂志》中国法律大奖评选为“年度最佳交易律师”和“最佳青年律师”；被《国际金融法律评论1000强》评选为“中国银行”以及“中国项目融资”业务领域“备受推崇律师”称号；被《亚太法律500强》评选为“中国银行及金融”以及“中国项目及能源”业务领域“领先律师”称号；并被《钱伯斯亚太指南》及《钱伯斯大中华区指南》评选为2018-2024年度“大中华区项目与基础设施”业务领域的“推荐律师（第三等级）”。作为经验十分丰富的跨国项目投融资律师，倪嘉华认为，除了项目本身的风险之外，“制度距离”风险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风险。
所谓制度距离，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制度环境上的差异性或相似性，又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正式制度距离包括不同国家之间在政局稳定性、政府效率、政策稳定性、法治成熟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为国家在制度框架、行政管理和法治环境方面的差异。
倪嘉华认为，在融资过程中需要充分评估东道国复杂的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公司法、合同法等。这些法律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投资和融资过程中的审批延迟、合规风险增加，甚至出现法律纠纷，从而加大投资和融资风险。而非正式制度距离也不容忽视，主要指国家之间在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为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社会行为等方面的不同。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导致企业在管理理念、员工关系处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挑战。
“制度距离带来的跨国投融资障碍常常发生在一些新兴市场中，”倪嘉华说，“如何在当地的法律环境下实现客户的商业目标是难点中的难点。”这往往需要在国际交易惯例的视域下分析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最大的困境是某项交易在东道国没有先例可以参考，这是最需要专业性和经验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运用周边地区可比项目和交易中的经验为客户提供建议，甚至帮助客户想当地政府提出建议，并力争帮助客户和政府签订特许权协议，使项目达到国际投资人可以接受的水准要求，从而构建多赢局面。”倪嘉华举例说，在中东的一个油气资产收购项目中，他的客户是一家银行，为收购提供融资。该项目的主要挑战在于，资源所属国对外国投资人在被收购资产上设置担保的严格限制，这使得融资银行面临巨大的风险，因为没有担保保护的资产可能遭遇第三方查封或其他法律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他和团队对资源所属国的法律要求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全面分析了项目法律文件。“我们的策略是在不违反当地法律的前提下，通过设计创新的法律结构和担保安排，利用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成功地为客户在被收购资产上设置了保护措施。这样既满足了融资银行对担保的要求，又符合资源所属国对担保的限制。”他说，“在实际执行中，我们为客户设计的担保结构经受住了考验。即便在资产面临质询和第三方债权人查封风险时，该担保结构依然有效地保护了客户的利益，确保了贷款的顺利回收。”
新基石，新起点
在被问及作为国内头部跨国交易金融律师，从业以来取得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时，倪嘉华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做成了一批倍受客户和同行赞赏的知名案例，而是自己参与了把先进的国际融资经验引入中国市场，是这一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国际上，有限追索的项目融资和并购融资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中国在这些领域仍处于发展阶段。过去，由于对这些融资模式的理解有限，中国企业在国际融资中常常面临适应性问题，或难以满足对方的要求。“我们在这一方面为客户提供了大量支持，帮助他们分析这些融资结构中的风险，解释国际融资交易的惯例和逻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显著的进展。”倪嘉华说，“越来越多的银行和借款人熟悉了这些金融产品，并愿意在交易中采用这些先进的融资结构和技术。”
其次，倪嘉华和他的团队引入了国际融资市场的贷款标准化文本，使中国融资机构在跨境贷款中使用的法律文本与国际接轨。“我们担任贷款市场协会（LMA）和亚太贷款市场协会（APLMA）的法律顾问，参与了多项标准化文本的制定。”倪嘉华说，“许多国内金融机构邀请我们协助制定其在国际贷款交易中应使用的协议模板，同时帮助他们制定内部培训计划以及交易中需要参考的业务手册和指引。我的团队和我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帮助国内金融机构培养了大量具备商务和法律知识的人才。”倪嘉华认为，在国际项目融资和并购融资领域，我国金融机构这十多年的积极探索卓有成效，这是新的基石，也是新起点，将对迈向下一个里程碑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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