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结束驻外生活时，殷岳站在华盛顿中央车站，望着石雕上的铭文深思：“如果一个人想要带回远方的财富，就必须带着财富出发，旅行亦如此。” 怀着这样的感悟，他回到了中国。精通四门语言的他在世界上畅行无阻，而如今他辞去了央视记者的身份重新出发。这个看似离经叛道的决定，背后隐藏了怎样的人生思考？

殷岳1989年生于北京，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后于日内瓦大学和耶鲁大学进修，并取得美国顶级外交学府——乔治城大学国际商业政治的硕士学位。殷岳曾作为央视驻白宫记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观察员，以英俊正派的形象和稳重大气的风格，活跃在各种重大政治经济报道中。此前他作为央视驻巴西记者，专访过巴西、秘鲁、古巴等多国政要，对拉美大陆的政治演变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跟踪报道。

今年殷岳刚好35岁——这正是国内就业市场的红线。为什么在这个年龄节点上，他反而选择了离开供职十几年的顶级传媒平台？有着难以复制的国际化精英简历后，下一步他要追求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话殷岳，感受关于“不确定性”的另一种思考。

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职业生涯吧。

答：我的职业阶段很清晰。本科毕业后加入央视，从财经记者起步，最初是跑商务部和驻华商会；后派驻巴西，关注巴西和拉美区域政治的报道，期间也专访过巴西等国的时任领导人；后来到美国主要关注白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之一直专注于国际政经报道。

问：你驻外多年，接触过许多国家政要与顶尖人物，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你的视野与职业思考？

答：最大的塑造来自于持续学习的习惯，让自己站在更高的思维格局上。毕竟我对话的人代表的是行业顶峰；但另一方面反而是微观层面的执行。类似场合对细节的要求异乎寻常，所以思考在山顶，但执行却非常脚踏实地。

但这些经历看似高大上，对我的影响反而是潜移默化的。身在其中感觉不到什么“高光时刻”的骄傲感，但在接触全球各界的领军人物时，可以实际感受到他们的气场和状态，同时看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从而更能体察成功背后的务实与付出。也是因此，我一直不太喜欢“世界是草台班子”这句论断。祛魅是重要的，但也不该因此去否定真正做事的人。

至于驻外的意义，我在华盛顿中央车站的石雕上看到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如果一个人想要带回远方的财富，就必须带着财富出发，旅行亦如此”。单纯的行程累积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只有允许自己被世界重塑，才能真正收到来自世界的馈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完成了很难再复制的成长。

问：如果现在你可以采访世界上的任何人，你最想采访谁？

我很喜欢探索风暴中心的人如何看待风暴本身，这是个无以替代的认知视角。人们常说旁观者清，但没有经历过风暴的清醒，本质上只是一种吃瓜。人选的话，目前来说，可能是硅谷科技公司巨头吧，我好奇他们在当下这个变革的世界中，如何思考人性本身。

问：说到硅谷巨头，你曾经多次表达过对Peter Thiel的喜爱，他是你的偶像吗？

答：我确实很喜欢Peter Thiel的思考，常用他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验。但偶像这个词，对我的年龄来说太超纲了。Peter Thiel和他常提到的Rene Girard的哲学理论帮我构建了一套更加成熟的世界观，所以是种智识层面的亲近。其实硅谷大佬那么多，每个人都绝顶聪明，都很值得学习。但至于谁最能激发好奇，还是在于自己内心在投射什么。

问：你在投射什么？

答：下一个阶段的自己。

问：说到下一个阶段，你已经从央视主动离职了。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

答：“主动离职”听起来像是放弃，但对我而言，这个决定的核心并非放弃，而是原有状态的延续和升级。

我在央视工作了十二年的时间，有了很好的经历和充分的职业锻炼。但我渐渐感觉不到足够的挑战。于是我开始审视这份经历是否已经饱和。其实对于任何一份工作来说，十二年的职业周期都不算短，路径思考是迟早的事。虽说求变的方式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但在全球我所处的年龄群体中，走到舒适圈的边界后决定开启新的冒险，并不算罕见的事。

所以离职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决定离职恰恰是因为没准备好。我没准备好在舒适圈中走完职业生涯，没准备好拒绝未知的挑战对我的吸引力。

问：你不担心当前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吗?

答：当然会担心，我也完全不鼓励冲动行事。只是我会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巨大的不确定性是风险，那巨大的确定性就一定是积极的吗？说到底我自己还是靠变量和挑战驱动的。相对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我更喜欢的一个词是可控性。如果风险可控，那就不要被盲目恐惧，赶紧带着经历出发，去带回更远方的经历。

问：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答：我目前很关注人工智能与社会公益的结合，尤其是如何将技术应用到更广泛的弱势群体中，同时我也在思考如何用自己的视角解读世界变革，创造具有深度和吸引力的内容。

最近我走访了国内二十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有感于国内科技企业的生命力，也注意到技术的应用还是集中在经济发达群体间。很多本就弱势的群体则被甩得更远。当然数字鸿沟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地缘政治、商业竞争和公共意识，所以十分复杂。

但我的职业和教育积累恰好在这些领域的交集，这个交集的核心是帮助人们理解复杂的世界，并提供有用的工具，不论是思维上的，还是现实中的。

更大的使命感来自于目前全球关于世界史在数字领域重演的讨论。历史上的资源掠夺、阵营划分、话语霸权，在当前的人工智能领域都有迹可循。当我们被历史给与了第二次机会，我们应该更加主动地做些改进。

问：这几年下来，经历了这么多生活的反转，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

答：这几年世界变革对我的冲击是挺大的。驻外时身处世界风暴中心，从前习惯的世界变得面目全非，生活也完全被国际政治裹挟。但很多深层思考也正始于此。

我最大的改变是对自己角色的思考。自本科毕业进入央视，我的规划就是当出镜记者、驻外记者、再到主持人。我一度以为这已经是足够清晰的规划，但现在回看，我是把一份职业的前景当成了我的全部未来。如今我会更专注于寻找自己的使命和意义，更关注我自己可以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行业的发展路径来代替自己对未来的思考。毕竟真正的驱动力是来自内心的使命感，而不是工作的固定步骤。

如果非要说遗憾的话，我在华盛顿时本想收养一只叫Henry的小德牧犬，是个非常英俊帅气的小伙子，但收养的标价高达5000多美金，后来在犹豫中错过了机会。我偶尔还会想到它，希望它一切都好。

问：您如何定义成长？或者您觉得成长的意义是什么？

答：人是复杂的个体，成长的定义也因人而异，但总之绝不是单纯的年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理解国内职场的35岁以下执念，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我限制。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题。我们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路径和方法，但却无法用他人的路径代替自己的探索。我最近在看荣格的《阴影自我》理论，这很像我曾在采访中听到的“心魔”理论——人们总相信“征服心魔”， 但却忘了心魔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与其抗拒自我不被接纳的特质，不如坦然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

我对成长的定义也大抵如此。在自我探寻的道路中，不论何其努力，我们终究无法做出违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