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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菜贩遇上互联网,生鲜电商平台油然而生

来源:解放日报 2021-02-01 1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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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点,闵行区大臻莉菜市场内,老王已经收好摊,准备回家。每天这个时刻,市场里除了摊贩,已经没人了。

同一时间,几百米外的生鲜店,打出了全场7折的口号。进店的人流没停过,货架上的生鲜和水果差不多卖光了。夜越深,折扣力度越大,店里甚至甩出了接近零点免费派送的促销手段,店员打包票,所有货今晚一定能清掉。

老王的摊子上,卖不完的菜,都要收起来。这几年,老王觉得,菜越来越难卖了。他眼看着一家家生鲜店在菜市场外遍地开花,生鲜电商平台的仓库开在了菜市场的门口,他听说很多顾客的手机上都装了买菜App,现在,又来了社区团购。

老王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些网上的新玩意儿,也没想过要去探个究竟。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新生事物,带走了很多他菜摊前的顾客。

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菜市场的人流量,比两三年前少了一半多。几年前,晚上7点,菜市场里还有不少下班后来买菜的顾客,8点多菜市场才正式关门。如今,五六点钟,不少摊主就开始忙活着收摊,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在互联网大潮面前,老王这样的菜贩还能在这个菜场坚持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

空了的摊位

老王隔壁的摊位,已经空了几个月。

它们都曾短暂地迎来过摊主,老王掰着手指算了算,一位卖了一个多月的菜,另一位更短,菜摊只坚持了十几天。他看着这些新邻居来了又走,摊主的资质证明至今还挂在摊位的上方。他打听过这些离开的摊主去向,有人准备换个地方在路边开菜店,有人离开上海,不再卖菜了。

实际上,半年的摊位费已经砸了进去,但这些人还是不得不离开,老王叹了口气,“一天连本带利只挣两三百元,谁还能做得下去?”

老王依然守着自己的摊位。菜市场里,老王和妻子的摊位面对面,老王卖菜,妻子经营肉铺。两人一起来上海已经二十多年,辗转过大大小小的菜场,历经过数个菜场的搬迁、改造,如今这个菜场,他们已经待了3年多。

每天凌晨3点半,老王就要起床去九亭进货。凌晨的路上没几辆车,老王的三轮车一路开得很顺畅,进完一天的新菜,老王再把菜拉到菜市场,得花上30分钟。妻子要轻松些,前一天夜里,供应商会把新鲜的肉送到菜市场,放进肉铺的冰柜里。到达菜场后,老王和妻子开始理货,6点左右,差不多就开摊了。

披星戴月的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但改变也悄然渗进老王所在的菜场。他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身上渐渐不再揣着现金,他不得不在摊位前摆上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码,又打印了二维码的牌子,挂在摊位上方。

但更大的改变是,卖菜的生意大不如前。老王说不清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摊位前的顾客慢慢变少了。前几年,光景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上一千多甚至两千多元,现在,最多只能卖到七八百元。

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他,在这个菜场内,无论是卖菜的摊贩、肉铺还是水果摊老板都在感慨,生意不好做,但他们也疑惑,网上的菜有的也许便宜,但真正比品质,真能比得过吗?去年疫情影响,靠近马路的菜市场门关闭了好久,老王的菜摊离这个门近,“门一关就是好几个月,中间开过一段时间,最近又关了。很多顾客不想多走几步路,菜市场的人更少了。”

“顾客还抱怨菜价涨了,我们也没办法。”每个顾客买菜老王随手赠送的小葱,原本一天差不多四五十元,最近同样的量,批发来要九十多元。老王不得已,只能每个顾客少给点,“他们也理解。”

好在这个菜市场的摊位费,这么多年一直没怎么涨,老王的摊位是菜市场租金最便宜的一档,每半年一交,一万多元,加上电费,头顶4个灯和租的冰柜,一个月摊下来差不多几百元。

他和这个菜场的其他菜贩一样,不得不直面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一年前,一家互联网生鲜电商平台,在菜市场门口,租下了一间仓库,作为前置仓。每天收摊回家,老王都能看到,送菜小哥进进出出,在巷子里穿梭而行。

一个月前,他发现,临街的许多路边小店,每天都有人在店里取菜,老板们在平台的推广下,纷纷做起了自提点。他知道,除了菜场外的那些菜店、生鲜App,又有了新的对手。

手机里的菜场

刘恒的生鲜店开在老王所在菜市场的门口,如今已是第9年。几个月前,社区团购的地推人员来到刘恒的生鲜店里,希望招募他成为平台的团长。

不同平台的地推人员带着“大平台”“资本”的说辞,来了一家又一家。刘恒没被说动,他反问这些穿着各色马甲的小哥,“你说你们平台能给我什么好处?我这个店又能给你们带去什么?”

刘恒一直觉得,互联网平台的疯狂补贴和低价促销,不太能影响到自己店里买肉的顾客。店里只卖包装好的肉类,刘恒说,店里的肉品质好,拿猪肉举例,一般要比菜市场的价格高出30%-40%,但他坚信,好的东西总有人愿意买单。

生鲜店里,最初只卖猪肉,他自己跑展销会,沟通供应商,如今店里主要卖猪肉、牛羊肉,也顺带卖些米、油、调料和烟酒,“光卖猪肉,还是撑不下去。”旁边的送菜小哥,休息时,经常会到店里买包烟。光是靠卖烟,刘恒一个月也有两千元左右的收入。

但他的生意,却也实实在在地不如从前了。

在刚开店的那几年,生意好的时候,生鲜店一个月的销售额能达到八九万元,如今一个月的销售额降到了六万多元,“进店来的顾客,如果下了单,一次大概能买上100元左右的东西,但放在以前,远远不止这个数。”

刘恒知道,地推人员看重的,是店里原本自带的流量和资源,他觉得繁琐,没把做团长这件事放在心上。刘恒的生鲜店,也有自己的忠实顾客群,人不多,只有五六十人。

和刘恒一样的小店老板、宝妈,是平台眼里团长的最佳选择。论坛上,招募团长的帖子里,运营人员发布的团长职责,是建立小区团购群,每天在管辖的群里发布当天的团购爆品,吸引顾客下单。因为门槛低,这些招募团长的帖子下,都有不少人主动询问。

就在菜市场100米外的马路上,每隔十几米,就有一家自提点。所谓“自提点”,实际上就是街边水果店、小超市、手机维修店、干洗店,它们充当了代收点。每天,放在这些店里的订单,差不多都有二三十个,当天下单,隔天送货。其中一个社区团购平台,刚刚进驻上海,在闵行区,团长数量就迅速超过了400人。

社区团购并非新鲜事。早在2018年,张鹏就成了一名社区团购的团长。他的干洗店开在小区里,淡季的时候,没多少生意,张鹏就卖点家乡的橙子,“什么都愿意尝试下,除了洗衣生意,也顺便带点”,包括社区团购。

最初,张鹏的微信群里,只有七八十人,这些大部分都是干洗店的常客。地推人员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天,宣传拉新,新用户只要进群下单,超过一定数额,就能免费领取一份4枚装的鸡蛋。价值不高,但在张鹏看来,很有用。小区里的不少居民被免费的礼品吸引,也有人路过时看到满地的商品好奇询问,加进了团购群。

张鹏要做的事并不难,平台每天都会推出部分产品的活动,张鹏只需要把每个平台各类优惠力度大的产品链接丢进群里,再由顾客自行下单。自从做了团长,张鹏的朋友圈,被团购促销信息占满了。

在多个平台上,几元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秒杀的蔬菜和水果,随处可见。“1分钱抢购食盐”“30枚鸡蛋19.9元”“500g冰糖橙0.99元”,低价促销和秒杀带来巨大的诱惑,促使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抢购。

群友们也经常在群里接龙,“遇上一些实惠的产品,比如牛奶,买2箱送1箱,一家又喝不完,大家就在群里团购接龙。”张鹏负责统一下单,等到顾客来取货时再收钱。张鹏把接龙取货信息,记录在笔记本上,从20元30枚的虫草蛋、20元一箱的牛奶到27.8元一个的猪肚,不同品类的货物应有尽有,今年,已经写满整整一本。

互联网平台通过砸钱补贴攻城略地,迅速打开了下沉市场,渗透进一线以外的城市。而在一线城市,由于方便的物流和成熟的配套设施,很多顾客已经习惯了当日送达的生鲜配送和海量的消费品,已经被“惯坏”的一线城市消费者,能否接受社区团购模式,仍然未知。刚刚进驻上海的平台,已经从嘉定区、奉贤区、闵行区等地开始拉新推广。

另一家平台的司机告诉记者,他负责送货的闵行片区的十几个小区,通常隔天送一次,得从早上8点半一直送到中午,但市中心没多少人跑。

直到2020年末,“社区团购”这个词才广泛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而此时,张鹏已经“身兼数职”,手机里,做社区团购的平台已经有了3家。他的微信群里,已经超过300人。

他明显感觉到,一场疫情,让一批原本习惯去菜市场买菜的居民,第一次有了线上下单的体验,尤其是中老年顾客,网上下单买菜的习惯逐渐成熟了起来。当天下单,隔天来店里取,要是货物有问题,他们也会自己申请退货退款。

在张鹏群里下单的顾客,提货点就在他的门店,干洗店门口整整齐齐摆了十几个箱子,货品分门别类地摆好。有的团长,干脆把提货点放在自己家里,货到了,就在楼下挨个按门铃,提醒同一栋楼的顾客取货,其他的人则分别发私信语音,直到货全部取完,才能喘口气歇歇。

绝处逢生

如今,张鹏每天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做团长这件事上。

只要是醒着,张鹏的手机就几乎没离过手。刚吃完午饭,一个小时内,来干洗店取货的居民络绎不绝。“号码后四位?”成了张鹏如今的口头禅。他在手机App上快速地输入号码,再跑到一溜箱子前分拣出顾客的订单,几乎成了机械动作。

做团长后,张鹏在干洗店里添置了两个冰柜,一个冰箱,方便放冷冻的生鲜和新鲜的水果。张鹏说,团长生意,赚得并不多,但起码能给疫情后几乎跌入冰点的干洗店补充些生意。平台给团长的佣金从5%到10%不等,张鹏告诉记者,一般的蔬菜水果,佣金大概只有5%,如果顾客下单了化妆品等高价商品,佣金可能达到10%。

三个社区团购平台的订单表,少的有十几人下单,最多的一个平台下单的有100多位。张鹏说,顾客们的选择很现实,“哪里便宜去哪里”。有阿姨来取菜时抱怨,几天前在菜场里想要买一盒豆腐,发现得4元,在网上下单,只要1元多。在张鹏这里下单的很多顾客直言,这半年,已经很少去菜市场买菜了。

老王也为菜价发愁,前些日子气温骤降,青菜价格涨了不少,但收来的菜品质不行,菜不是被冻烂了根,就是蔫了叶。

没事的时候,老王就站在摊子前,仔仔细细地拿小刀削去烂掉的根,一点点摘去烂叶,一天下来,被摘去的烂叶和削掉的烂根,填了大半箱。“可不能以次充好糊弄顾客,一次在你这买到不好的,下次人家可能就不来了!”老王说,如今每一个还愿意来到跟前的,他都得珍惜。

这几年,老王和一家棋牌室合作,成了这家店的供货商。这天下午,棋牌室老板给老王打来电话,一一告知需要的菜,老王挑挑拣拣,把西红柿、青菜、土豆、花菜、青椒等蔬菜分别装好袋,再各自称重,一共92元。

下午没什么顾客,老王就骑着电动车把菜送过去,来回半小时,菜摊就让妻子看着。每天差不多都这个分量,并不多,但对夫妻俩而言,这无疑是笔稳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想办法维持生意,刘恒想过要寻找品质更好的供应商,也曾试着主动拥抱互联网。几年前,刘恒投了几千元,拉来朋友,想给自己的生鲜店做个小程序,朋友来到店里拍照、修图,一番忙活后,小程序上线,刘恒发到朋友圈宣传,但鲜有人下单。不到半年,因为实在没有多少流量,刘恒只能把这个小程序下线。

每到周末上午,都会是刘恒店里生意最忙的时候,“有些老人总会趁着周末,孙辈到家里,来买些好点的肉,平时,他们也都舍不得。”但大多数时候,刘恒的生鲜店,都门庭冷落。

熟客会在微信群里跟刘恒打招呼订货,刘恒服务周到,如果顾客有需要,他会在菜市场顺带着买些菜和水果,一起送货到家。店里只有他一人,只要去送货,他就不得不关门。

刘恒的微信里,隔段时间就有新的平台地推人员发来好友申请,“我就知道,对接的又换人了。”

最近一次对话,对接人员见刘恒这里目前还没在平台下过一单,试着询问他,能不能以生鲜店的名义,在平台上订货,“我这个店哪里需要?”刘恒摇了摇头。而像刘恒这样,注册成为团长店铺后,没有继续运营的团长,也并不在少数。

刘恒觉得,如今这些平台的底气,来自烧钱补贴,“但总有一天钱会花完,能坚持下去的又有几个呢?”

小平台熬不过,纷纷倒在了路上。张鹏说,第一个在他这开团的平台,只运营了一年多,就因为融不到钱,停了。但张鹏的团长生意却一直没断过,一家倒了,又有新的平台接上。

老王旁边的摊位,空了后,就再也没来过新人。他点了支烟,“年轻人不卖菜了,也许还能转行干干别的,或者是学些技术,还有点奔头。像我们上了年纪的,还能做什么呢?”老王眉头皱得更紧了。

今年过年,老王准备不回老家,“如果回了家,也不知道之后疫情会有什么变化,万一一时半会回不来,那生意怎么办?”他和妻子决定,留在上海过年。

接近傍晚6点,市场已经没什么顾客,老王准备收摊回家。收摊,通常得花上他一个多小时。老王把菜收进大塑料袋里,扎好口,整整齐齐地放在台子上,易坏的菜就存进冰柜里。冬天菜容易放,老王最愁的是天气热起来,一天的菜如果没卖完,才是巨大的损耗。他把这一天没卖完的青菜装进袋子里,带回家,这是今晚的晚餐。

刘恒也准备关门回家。就在他拉下卷门时,门口的送菜小哥,还穿梭在巷子里,备好货,骑上电瓶车,开往下一个送货点。

对他们来说,明天又是需要早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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