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有多重要

记者：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世界考古界高度关注。它有多重要?

高大伦：三星堆遗址不仅在中国考古界，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重要，它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文明的认识，也拓展了人们对世界古文明的看法。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当年实地考察了三星堆遗址和两个已发现的祭祀坑后，激动地说，这个发现一点都不逊于安阳殷墟，在世界考古史上的地位堪比特洛伊、尼尼微古城的发现。

记者：我们知道，三星堆遗址在1929年就被发现，之后也做了一些考古发掘。

高大伦：是的。今年恰逢中国近代考古诞生100周年，三星堆遗址断断续续也有近百年考古发掘史，但其中以1981年至2021年的考古工作最为连续，又以1986年至2021年的一系列发现最成体系。1986年和2021年两次发掘的共8个祭祀坑可谓意义非凡。

记者：您说三星堆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重要的，如何证明呢?

高大伦：三星堆古城是一个城墙范围约4平方公里的大型都会，同时代的郑州商城也不过这么大。遗址里埋藏了距今4800~2800年间的文化堆积，而且这2000年的文化演进是连续不断的。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对应到中原地区，是商代中期，已迈入高度文明阶段。鉴于这里2000年文化堆积的连续性，可以说，古蜀文明就是在此孕育、诞生、成长、达到顶峰，然后开始衰落。

全国范围内，接近或达到文明阶段的都城级古遗址，如良渚、石家河、陶寺、二里头、偃师、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大多是短短几百年，而且只存在于文明的某个时段，没有一处像三星堆遗址这样，埋藏了一种文明从孕育到衰落的完整过程。

三星堆铸铜技艺有多高

记者：光明日报官微发起的小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很感兴趣。

高大伦：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还不乏体量硕大、造型奇异、工艺复杂的器物。比如有整个青铜时代最高的立人像,高2.62米;有青铜时代最高最大的青铜神树,高3.95米;还有造型最为奇特的铜神坛，器身有22个圆雕高浮雕的人像和怪兽，高约53厘米。这些青铜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古蜀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物化反映。

记者：网友想知道：“与同期中原相比，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什么水平?”

高大伦：从数量上看，商中期至周早期，中原出土青铜器的总数在1万件以上，而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早期文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目前不超过500件。从器种上看，商周青铜器种类丰富，古蜀国青铜器种类则远逊于前者。从工艺上看，商周青铜器更精致细腻，古蜀国青铜器要粗糙一些，比如，虽然商的后母戊鼎和三星堆青铜神树重量都超过800公斤，但后母戊鼎器身重量约在600公斤以上，系一次浇铸而成;青铜神树却是树干、树枝分拆成至少10个部分浇铸，前者的难度系数远大于后者。总体看来，商周青铜器数量大、种类多、厚重精致，代表同期青铜工艺最高成就;古蜀青铜器器少而工巧，富于想象，辅以特殊工艺(如贴金)，以奇制胜。

需指出的是，三星堆青铜器一出现就呈现较成熟的技术水平，这说明它是从别处学到了青铜器铸造技术。从相关证据链来看，这个“别处”主要就是中原的商朝。

三星堆文明有多发达

记者：很多人都在关注，三星堆为什么尚未发现文字?

高大伦：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三星堆为什么必须有自己的文字?以周为例，其当盟主时，文明发达程度应强于蜀。但周人并未另创文字，周文明显然使用了商的全套文字系统。

我大胆推测：三星堆如果有文字，极可能会是在新发现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商系统的铭文或族徽。这样说的依据是，20世纪80年代，广汉文管所曾收集到一件出自三星堆遗址的商代青铜觚形尊，在其底部圈足内有一“潜”字。退一步说，若真在祭祀坑里发现了与春秋后出现的所谓巴蜀文字相同的符号，如果没有同时写有商系统的文字，我们也很难破译这些符号，甚至难以断定它究竟是不是文字。

记者：网友们对三星堆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颇为关注。比如@西风小分队就希望专家勾勒一下三星堆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

高大伦：有一种说法认为，三星堆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早到5000年前，又据祭祀坑出土青铜器论证三星堆比中原还早1000年进入青铜时代。这实在是个误会。

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推到3000多年前;20世纪中期以后的考古发现，使考古学界大多数学者认可了约4000年前的夏的遗存;20世纪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以良渚、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新发现，将中华文明诞生提早到5000年前。但这都发生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而成都平原，截至目前，只在其边缘地带发现一两处5000年前的遗址，从文化堆积看，其文化发展水平比同期的中原落后很多。三星堆遗址虽有约4800年历史，但并不等同于有近5000年文明。直到商代早期，成都平原还看不到多少文明的积极因素。三星堆乃至成都平原、巴蜀地区，考古发现青铜器的最早时代是商代中期，那时的中原已有好几百年青铜器铸造史了。

记者：三星堆遗址在长江文明中处于何种地位?

高大伦：长江文明是考古学界特别是长江流域考古人几十年探索的重要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家都认为中华文明摇篮在中原。20世纪70年代后，长江流域也有古老文明渐成学界共识。但是，与中原古文明以河南为中心不同，长江文明中心在不同时段有所转移：5000年前，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以良渚遗址为代表;4000年前，在长江中游湖北一带，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在成都平原一代，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西周晚期到战国又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以楚文化为代表。所以，准确表述应为：三星堆是商晚期(3300年前，以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到周早期(2800年前，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文明中心。

记者：听了您的介绍，我理解，三星堆就是一枚古蜀文明中的“时空胶囊”。今天，我们打开胶囊，看到诸多前所未见的颗粒，产生大量未解之谜，需以后续研究来释读这些颗粒中的信息，完善人们的认知。

高大伦：这个比喻好!既有发现虽然解开了古蜀文明最大的谜——确认了早期古蜀国的存在，但还有更多谜团。比如，青铜器作坊、玉器作坊、大型墓地、宫殿区、蜀王陵在哪里，玉器和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何处，古蜀国势力范围究竟有多大，等各种问题都有考古发现可供研究时，我们对古蜀文明以及它与夏商文明关系的认识会更加深入、全面。

总之，以三星堆为代表的中原周边地区，在夏商时期加快了与中原文明融合的步伐。夏商文明强烈辐射周边，推动了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周边文化也滋养着夏商，使以中原为主体的夏商文明更加丰富多彩。三星堆的发现，更加彰显了中华古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是中华古文明充满活力、长盛不衰的秘密之所在。(记者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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