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北京朝阳区发现一例新冠无症状感染者。

这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例，但当流调记录公布后，人们忍不住关注这位“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流调记录显示，他在北京20多个不同的地点做体力工作，经常工作到凌晨。

为什么岳某如此拼命地干活？

在随后接受采访时，岳某表示，自己家庭条件“比较一般”，父母患病，妻子收入微薄，两人还有一个六年级的小儿子。为了赚钱，他独自离乡十几年，现在在北京打工，寻找失踪的大儿子。

离乡背井、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做着更苦更累的工作——“最辛苦流调”的产生也许并非偶然。岳某的困境有医疗、养老、育儿负担的原因，也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外出务工压力，大儿子在务工时失踪更让这一切雪上加霜。在以上这些方面，弱势群体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但研究还指出，性别比失衡也可能是岳某困境背后一个深层原因。

一个新研究显示，性别比失衡问题可能加剧了男孩父母的负担。 在年轻女性缺失更严重的地区，家中有适婚年龄儿子的中年父母会工作更辛苦，同时承受着更高的事故发生率，在工作场所死亡的概率也更高。

性别失衡，父母离乡

此前，有一篇论文分析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呈现的数据，结果显示 ，家中有18岁以下的男孩，会显著激励家中的父亲工作更长时间 。

家中有男孩的父亲比家中没有男孩的父亲每周大概多工作0.68~1.14小时，能多创造1.41%~2.14%的GDP。这个研究还显示， 家有男孩使得父亲工作时间延长最多的地区，就是京津冀地区，可能源于这个地区是重工业密集区，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更大，父代对子女性别的偏好也更强。

2021年4月，复旦大学的研究者谭之博，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和北京大学的张晓波发表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一篇论文则指出了这背后可能的原因：由于男女出生比例失衡，新娘“供不应求”，许多儿子处在适婚年龄的父母不得不加倍工作多赚钱给儿子娶媳妇。

为了让儿子在婚姻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中年父母们不惜寻找离家更远、收入更高、风险也更高的工作。而家中有适龄未婚女儿的父母则没有呈现出这个倾向。

由于男性的死亡率略高于女性，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约为103-107（即在女性为100人的情况下，有103-107位男性），这种自然产生的出生性别比可以在达到生育年龄时男女比例大致为1:1。而在岳某老家河南，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是128左右，2015年是114左右，在岳某目前居住的山东，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在119左右，2020年则是112左右。

这两个省份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已经持续了多年。对于这些地方的男孩父母来说，为了不让儿子“非自愿单身”，生活的压力非常大。

新论文的作者之一魏尚进2011年的另一个研究发现，有未婚儿子的父母，会大幅提高储蓄率，以增强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

浙江大学研究者于2021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同样显示， 家中有儿子的农民工更可能选择外地务工。当子女处于婚配阶段时，生养儿子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可能性，在样本中，有儿子的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均值为0.141，无儿子的则为0.117。

而当子女成立家庭，生活趋于稳定之后，父母是否外地务工的差距不再显著。

按家中是否有儿子分组的农民工外地务工情况丨李梦华，钱文荣，《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

新闻背后，受伤的父母

性别比例失衡对于父母而言不仅是沉重的负担，也可能是致命的压力。

像岳某一样， 育有儿子的中年父母中的很多人在采矿业、建筑行业从事有潜在危险的工作，包括与危险材料接触、承受极热极寒的工作环境等。

岳某在北京搬运建筑材料、建筑垃圾，在零工微信群里找工作，这些工作大多是日结小时工，面对面付款之后，雇佣关系也随之结束。没有劳动保险，也没有工资保障。

这一点在谭之博、魏尚进和张晓波的论文里也得到了数据的证实。

在年轻女性严重缺少的地区，意外伤害和因工死亡的数量明显更高，在受害者中，有适婚儿子的父母占比特别高。统计数据显示，子女性别比达到118.9时（即每100位女性对应约119位男性），地区工作中的平均意外死亡率为10.55，子女性别比较低时（101.18），地区工作中的平均意外死亡率为6.54，显著低于高性别比地区。

性别比和地区工作死亡率有显著相关丨Tan, Z., Wei, S. J., & Zhang, X. (2021). Deadly discrimination: Implications of “missing girls” for workplace safety

研究者分析，意外死亡增加，一方面是父母为了挣更多的钱而不惜从事条件更差、更危险的工作；另一方面是 当雇主观察到这种求职内卷之后，雇主可选择余地更大了，于是雇主对生产安全的投资减少，让整个工作环境生产的安全性下降，进一步导致因工致残、死亡的概率上升。

一方面， 在男女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用工单位设立和劳动安全相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比例明显较低，另一方面， 雇主提供工伤保险的概率也明显偏低。

这种影响甚至直接反映在了死亡率数据上，第一批独生子女成长起来之后，在 2003 年至 2013 年的十年间，我国41至60岁男性的死亡率增加了12%。

这位“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是无数位在困境中咬牙撑起家庭的父亲缩影。要改善这些劳动者的境况，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正在改善的出生性别比，也会为减轻未来的家庭负担，做出一些贡献。归根结底，平衡的性别比，会让每个性别、每个人受益。

参考文献

[4]姜静雯,齐春宇,邓佳琪.子女性别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基于CM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2021(06):86-91.

作者：翻翻

编辑：游识猷，Od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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