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零点有数围绕“中国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快速网络调查。该调查在全国29个超大、特大和大中城市共计采集有效样本3211个。调查内容包括中国民众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好感度、与中国关系的友好度认知、在经济上对中国的重要度评价等。调查发现：

一、中国民众在过去十年间对世界主要国家好感度总体下滑，俄罗斯仍是好感度第一的国家，美日两国好感度垫底

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好感度可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俄罗斯（69.4%）是唯一好感度超过50%的国家；

第二梯队国家的好感度均处在30-40%之间，依次为巴西（38.2%）、意大利（37.6%）、加拿大（36.2%）、法国（34.9%）、德国（34.8%）、韩国（33.2%）、印度（30.6%）；

第三梯队国家的好感度低于三成，分别为英国（27.8%）、美国（16%）、日本（12.3%）。

表1：中国民众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好感度（%）

通过对比分析2012年的调查数据，十年间，中国民众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好感度总体呈下滑趋势。其中，民众对美国好感度下降最多，下滑了37个百分点；而日本的好感度则持续垫底并跌破两成。

总的来说，世界主要国家的好感度，在不同人口学、经济社会学指标分类下的各群体中表现较为极端。处在年龄、收入、学历分组两端的群体对各国的喜恶更分明。分年龄看，60岁及以上人群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更加“爱憎分明”，对俄罗斯好感度更高，对日本的恶感更深；分教育程度看，低学历群体对各国的总体印象都相对更好，表现出朴素的善意；高学历群体对国际关系局势的认识偏向严峻，对各国的好感度都相对较低；分职业群体看，在读青年大学生对各国好感度整体偏低，对美国、英国、韩国好感度更显著地低于其他群体；分收入水平看，中低收入群体对各国好感度整体偏低，尤其不喜印度和韩国；分地域看，华南地区对各国好感度整体较低，东北和西北地区整体较高。

二、互看式研究发现，中国与G7国家民众间“相看两厌”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主流民意与其选举政治制度框架是相互建构的。在西方以选民为中心的选举政治背景下，海外主要国家对华外交张力进一步扩大，对华友好的政策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中国外交将面临艰困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近期公布了G7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数据。与此次中国民众对这些国家的好感度进行“互看式”比较发现：

1，整体呈现出“相看两厌”的态势。中国与G7国家间的民众好感度总体偏低，数值全部低于四成。

2，不存在“一头热、一头冷”的局面。中国与G7国家民众互看好感度基本均衡。其中，中国民众对加拿大、德国的好感度相对高于加拿大、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

3，中国与日美间的互看好感度跌破两成。G7国家中，与中国互看好感度最低的国家是日本、美国和英国。尤其是，美国、日本与中国间的民众互看好感度均不到两成。

表2: 中国与G7国家间民众“互看式”好感度状况

注：上表中，G7国家民调数据来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三、民众对主要国家对华友好度认知与好感度高度一致，俄罗斯被认为是最友好国家

表3：被认为对华友好及不友好的国家TOP10

针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对华友好度，中国公众的评价大致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俄罗斯（56.6%）、巴基斯坦（46.7%）；

第二梯队：朝鲜、尼日利亚、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巴西，友好度认知比例处在10%-20%；

第三梯队：韩国、南非、土耳其、阿根廷、西班牙、印度、菲律宾、希腊、越南，友好度认知比例处在5%-10%；

第四梯队：美国、日本，低于5%。

中国公众对世界主要国家对华友好度的认知，和对这些国家的好感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总体来看，俄罗斯、巴基斯坦被认为是对华最友好的国家；而日本和美国则被认为是对华最不友好的国家。

表4：被认为对中国经济重要的国家TOP15

根据受访者对 “未来五年各国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的评价，可将相关国家分为三类：

最重要国家：俄罗斯、美国；

一般重要国家：巴基斯坦、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韩国、日本、尼日利亚；

不太重要国家：朝鲜、巴西、印度、西班牙、土耳其、阿根廷、南非、菲律宾、越南。

通过综合分析中国民众对各国的好感度、对各国对华友好度的判断和对华经济重要度的评价，“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主要国家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 伙伴型：经济上重要且友好的国家——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日利亚、朝鲜；

2. 对立型：经济上重要但不友好的国家——日本、美国；

3. 提升型：经济上不重要也不友好的国家——菲律宾、希腊、越南。

4. 中间型：经济上较为重要，对华态度上较为暧昧，在国际关系上应该争取的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韩国、巴西、印度、西班牙、土耳其、南非。

图：受访者对相关国家对华友好度与经济重要度的感知

根据调查结果，针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交外宣工作要更加精细化。首先，在西方国家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中，政纲与民意相互建构，当对华主流民意出现消极化倾向时，政界对华友好的政策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对华强硬的动机会更强烈，中国外交难免面临艰困期。其次，应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在高政治领域合作碰壁的情况下应该积极促进人文交流，尤其是对于中间型国家，在有一定民意基础上应进一步通过实质项目合作稳定双边及多边关系；要避免疫情防控政策导致的中外人员往来受限对中国对外交往成效产生进一步冲击；第三，对于提升型国家，可加强民间和社会层面的沟通，通过企业、媒体、青年、学者等多元主体促进进一步交流；对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等重要新兴力量，应进一步深化各框架下的实质项目合作，通过可感知的互利互惠夯实友好交往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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