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形势面临错综复杂局面的情况下,7月19日《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零点有数“答对”线上线下交互系统快速征集民营企业的反馈,调查对象覆盖全国24个城市,累计回收1040份有效问卷。根据调查发现,形成结论如下:
生存与发展之困
经济效益滑坡,企业投资与规模扩张减弱甚至转负。34.3%的企业表示当前生产经营面临困难。企业在经营环境中的感受多为负面,72.8%的企业反映挣钱不容易、71.7%的企业表示生意不好做、55.3%的企业认为市场环境不好。从投资和扩张意愿来看,34.8%的企业持观望态度,选择特定领域或行业开展适度规模的投资;31.3%的企业持谨慎态度,注重保持现有资产的稳定回报;16.1%的企业持消极态度,选择减少或暂停投资。企业经营投资从拼规模、搞扩张转向精打细算、收缩战线。
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家时常处于舆论场“下风口”,这些杂音在舆论和心理上对民营企业产生冲击。觉得民企拥有受人尊敬社会地位的企业占比不到50%。51.7%的企业表示移民情况较以前有所增加,除子女教育、养老和曲线融资等原因外,不少是受到社会舆论压力影响。41.1%的企业表示,部分人将极少数企业中的资本任性与违规引申扩大至整个民营资本;62.3%的企业认为,社会仇富声音变多、私有财产正当性被质疑,担心“打土豪分田地”或是新的公私合营会再次出现。
政策“法”远比政策“办法”多,重视之力仍需转化为发展所需、企业满意的实践效果。近30%的企业认为所在地区营商环境建设带给企业生产经营的实效仍需提升,21%的企业认为政策落实环境较以往变差了。其中企业对申请强制执行、注销企业、获得贷款、参与政府采购等事项的满意度相对较低。63.2%的企业表示政府开会太多,问题解决少;62.7%的企业觉得新概念宣传太多,实质创新少;58.1%的企业反映文件出台太多,但落实成效少。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仍面对“隐性规则劣势”,制约发展潜力形成。一是要素保障中的“受惠不均”。鲜少有人关注到,民营经济“56789”突出贡献是以不到30%的矿产资源和科技资源、40%的金融资源所创造。超一半企业认为“领导重视民企,但重要资源给的少、领导鼓励民企大胆投入多,但为企分担风险少、领导要求民企贡献多,但帮助匹配资源少”等现象仍然存在。67.7%的企业表示,民企与“权力距离”太远,难与国企竞争资源。二是经营生产中的“过多指导”。不少政府官员抱有“财富是权力给予的”想法,放大“有形之手”。35.5%的企业认为,不当干预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企业损失的行为时有发生;31.2%的企业表示,计划手段和行政津贴的存在,弱化了市场自主性和自我发育能力;30.2%的企业反馈行政之手的存在,压缩市场自主空间。三是竞争发展中的“市场藩篱”。超30%企业认为市场一体化进程受到行政性分权影响,60.7%的企业反映行政区划和“政策洼地”的存在减弱了统一市场的建设效应。
二、未来期待
多维冲击下,民企极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之执着与顽强,对经济整体预期较高。超一半企业对宏观经济、投资、营收和需求呈乐观预期,近70%企业对国家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环境信任度高,持积极乐观态度。7月19日《意见》发布,释放提振信心信号。被访企业中,50.5%的企业关注到了该文件并对具体内容所有了解,其中,87.2%的企业对文件落地满怀信心。始终坚持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之源,广大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其它方面的持续优化也满怀期待:
一是期待政府履约践诺。当问及营商环境建设重点时,几乎所有企业(95.3%)一致认为,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障政府承诺事项落地。87.1%的企业希望对企承诺可兑现,解决好“新官不理旧账”问题。
二是希望增强获得贷款的确定性。民企恢复元气与信贷收紧的矛盾,成为当前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59.5%的企业表示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48.1%的企业希望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长期贷款业务的投放力度,40.8%的企业期盼针对不同融资需求,出台差异化政策。
三是期望流程优化政策效能增强。超三分之一的企业希望进一步提升政策兑现及时性和触达率;56.4%的企业希望精简申报材料、简化办理流程;48.3%的企业认为仍需提高政策解读和辅导水平;43.5%的企业表示要提升政策受理和审批效率。
四是期盼数字治理留有企业参与空间。53.8%的企业表示,不清楚数字化营商环境建设惠及企业的方式有哪些以及实际成效如何。虽有77.4%的企业表示数字化营商环境建设很重要,但实际情况是作为终端用户的企业尚未作为重要主体纳入其中。
五是需增加对垂直行业生态的关注。88.8%的企业表示,希望重视行业发展生态的塑造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参与;86.4%的企业认为,营商环境不仅要考虑政务服务,还要考虑企业所在产业垂直关联要素的培育。
三、进路探寻
在外部环境极具不确定性、内部发展提出新要求、长期发展拥有新机遇背景下,要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以变应变、开创新局的重要抓手:
一是紧跟“新要求”,力促举措落地见效。除《意见》外,配套措施也渐次出台,积极信号陆续释放。探索将政策计量的理念引入惠企政策周期性服务中,开展投入比、触达率、成效度等内容测算,通过健全政策评估结果反馈处理机制,将测算结果与评估对象绩效考核、预算安排等挂钩。
二是瞄准“新方向”,重视垂直产业政策簇。鼓励集中打造具有显著辨识度和绝对竞争力的垂直行业促进政策集群,即基于有利于地区发展的产业发展服务需求特点进行对应部署,构建“市场主体经营活动范围在哪,营商环境建设就应跟进到哪”的垂直化营商环境体系。
三是借力“新工具”,实现服务普惠公平。推动后进地区向数字政府建设的典范案例对标看齐,弥补原有基础和系统服务能力的相对不足。以数据为纽带整合各服务系统,着力发展基于需求场景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算法模块和政务服务脑核,使数字化效能体现在动作级的优化和强化上。
四是联合“新力量”,释放多元主体合力。构建政府直接服务专业机构、专业机构反哺社会的服务体系,包括更大程度动员行业协会深度参与营商决策、通过购买服务和企业自己委托代理的方式让专业服务机构参与营商环境服务,减少公共服务负担,降低行政监管成本。
五是鼓励担起“新使命”,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指导民营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的企业群体更专注于细分市场,围绕地理、人口、行业等特性,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组、再造和提升。鼓励民营企业在全球贸易、投资、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中发挥积极作用,规避技术脱钩与国际市场规则对于我国现有经济形态的某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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