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靖宇

信息技术的浪潮正席卷每个行业，以严谨和传统著称的法律服务界也不例外。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自我革新正在进行：从依赖个人经验与手工检索的“手工业”模式，迈向“法律+科技”深度融合的智能范式。这场变革的内核是什么？它将把行业带向何方？我们与北京冠都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军律师展开了一场关于专业未来与行业破局的对话。

笔者：赵律师您好。我们观察到“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许多行业。在您看来，法律这个传统行业的核心，什么在变，什么不变？

赵军：您好。法律行业“不变”的，是其追求公平正义、维系商业秩序的核心价值，以及法律推理的内在逻辑。而最大的“变”，在于服务的范式和效率。传统的法律服务高度依赖律师个人的经验与时间投入，本质上是一种“手工业作坊”模式。这导致了高昂的成本和难以规模化的瓶颈，使得大量中小微企业被排除在系统性的法律保障之外。

变化的驱动力是数据与智能。法律知识本身，正在从精英化的私人技能，转变为一种可以通过技术标准化、规模化分发的“公共基础设施”。这意味着，不变的是专业内核，变的是抵达专业的方式与效率。

笔者：具体而言，当前面向企业的商业法律服务，面临哪些最突出的系统性挑战？

赵军：挑战可以概括为三个“脱节”。

一是供需脱节。中国数千万中小微企业是经济的毛细血管，但它们大多“请不起、养不起”常驻法律顾问，长期处于“法律裸奔”状态，风险防范能力薄弱。

二是能力脱节。现代企业的法律问题，与商业模式、股权架构、数据合规等深度嵌套。这就要求律师不仅是法律专家，还需懂商业、懂管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这种复合型需求。

三是工具脱节。尽管有海量数据库，但律师依然耗费大量时间在基础检索和文书核对上。更重要的是，传统服务是“被动响应式”的，缺乏主动、前瞻的风险预测与量化分析工具，无法应对隐性的、滞后的风险。

笔者：我们了解到您主导研发了“AI驱动的企业法务智能咨询与业务决策平台”，它如何回应这些痛点？

赵军：我主导研发的AI驱动的企业法务智能咨询与业务决策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定位是律师与企业家的“超级副驾”，而非替代者。它通过三层架构解决问题：底层是深度治理的多源法律数据库；中间层是核心，我构建了能“理解”与“推演”复杂商业问询的法律知识图谱与模型；应用层则直接提供自然语言交互。

它直接破解工具脱节，能将合同审查、文书起草等重复性工作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弥合能力与供需的鸿沟。例如，在处理股权设计或家族传承问题时，平台模型能融合法律、商业、财税等多维逻辑，生成综合建议。对中小企业而言，它以极低的边际成本提供7×24小时的“基础法律保障”，让合规支持变得像水电一样便捷可及，实现服务的普惠化。

笔者：但法律关乎重大利益，如何确保AI工具的可靠性？人机之间的职责边界又该如何划分？

赵军：可靠性建立在三大支柱上：高质量且持续更新的数据、融合专家经验的可追溯推理逻辑，以及严格的人机协同流程。我所主导研发的平台输出任何结论都会附上法规与案例依据，它是一个“透明箱”，而非“黑箱”。

关于边界，我的观点很明确：AI处理“标准”，人负责“艺术”。机器擅长处理海量信息、识别模式、完成标准化作业。而最终的战略决策、法庭博弈、商业谈判，以及需要创造性、同理心和承担绝对责任的工作，必须由律师来完成。理想状态是“智能增强”，让律师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高价值的策略性工作。

笔者：展望未来，您认为跨界法律人将如何塑造行业生态？法律行业最终会走向怎样的图景？

赵军：未来的法律行业将呈现“一体两翼”的格局。“一体”始终是专业的法律服务本身。“两翼”则是深度行业化与全面智能化。律师必须成为某一产业的“局内人”，同时熟练掌握智能工具。

行业生态会变得更加分层与协作。基础性服务将由可靠的AI工具高效完成，而中高端的复杂服务，则由“法律+商业+科技”的复合型团队提供。未来律师的角色，可能更像一个“解决方案项目经理”，协调法律AI、财务、技术专家共同工作。

对律所而言，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将不仅在于有多少知名律师，更在于其整合知识、数据与技术的能力——是否拥有深度训练的垂直模型、高质量的知识管理体系以及高效的人机协作流程。

对我个人而言，跨界是路径而非目的。商业教育背景让我习惯用终局思维看待法律问题，技术视角让我找到提升行业效率的杠杆。法律科技的终点，绝非冰冷的代码，而是借助科技之力，抵达更有温度、更具智慧的法律服务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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