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十五五时期”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摆在突出位置，当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国家战略的硬核要求，青年一代特别是研究生群体，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是继续做产业链上乖巧的跟跑者，还是敢于成为创新链上问题的定义者？这篇评论，试图拆解科研搬砖工心态背后的深层逻辑，探寻青年夺回创新主动权的可行路径。

一、学术打工人的困局，不该被习以为常

在不少高校实验室和课题组里，一种自嘲正在悄然蔓延——科研搬砖工学术打工人经费执行员。这些戏谑的称谓背后，藏着一种普遍而隐秘的精神状态：我们很忙，却很少追问为什么忙；我们在做课题，却鲜少思考这个课题值得做吗；我们在发表论文，却未必反思我们是在开辟新路，还是在他人的框架里修补边角。

这种现象，并非青年学子的个体选择，而是一种系统惯性的产物。长期以来，科研评价体系偏重量化指标，项目导向强调接单式执行，人才培养模式侧重知识传授而弱化问题意识训练。于是，青年研究者被无形地塑造成了产业链上的追随者——跟随热点方向、跟随导师布局、跟随国际同行的既定轨道。我们习惯了别人出题，我来答卷，甚至把这种模式当作了科研的常态。

然而，当“十五五时期”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时，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每一位青年研究者面前：如果我们连提出问题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果我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如何做得更好而不敢追问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那么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从何而来？

科技创新的本质，不仅是对已知领域的深耕细作，更在于对无人区的勇敢探索——那些尚未被定义、尚未被涉足的技术盲区，恰恰是突破性创新的沃土。探索这些无人区，需要青年一代捕捉技术变革的蛛丝马迹，打破思维定式的桎梏，更要以批判性思维质疑现有技术路径，用辩证的眼光审视可能的创新方向，在不被看好的领域中发掘新的技术增长点。

二、跟跑思维的隐性代价

跟跑并非毫无价值。在科技发展的某些阶段，学习、模仿、跟随是必要的积累过程。但问题在于，当跟跑成为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侵蚀青年最宝贵的创新能力，而这种侵蚀往往是温水煮青蛙式的。

跟跑思维的典型表现是：以可行性替代可能性，以热点替代真问题。 做研究之前，第一反应不是这个问题重要吗，而是这个方向好发论文吗；不是这能解决什么真问题，而是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套用吗。当一个青年研究者习惯了这种思维路径，他实际上已经把自己降格为别人思想的执行者。论文发表的数量或许上去了，但思维的锐度却下来了；履历上的成果或许丰富了，但提出真问题的勇气却萎缩了。

跟跑思维更深层的代价，在于让一代研究者丧失定义什么是问题的能力。原始创新的起点，从来不是如何做得更好，而是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做的。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当我们只会解题而不会出题，创新就永远只能是追赶而非引领。更值得警惕的是，跟跑思维还具有自我复制性——当一代青年研究者以跟跑者的姿态成长，他们未来成为导师、成为项目负责人后，又会把这种思维范式传递给下一代，形成一种无形的创新传承困境。

三、夺回定义权：从我来答到我来问

改变，从承认问题开始。从科研跟跑到创新领跑，核心不是多发几篇论文，而是一次深刻的思维转型——从我来答别人出的题，转向我来定义什么值得追问。 这种转型，既不激进也不虚空，而是可以从每一次文献阅读、每一次实验设计、每一次组会讨论中开始的具体实践。

在航空工业直升机所，青年研究员余智豪给出了生动的答案。2022年，部门承接的新构型飞行器项目因人才输出导致负责人空缺，关键技术攻关面临停摆风险。这是一个国内刚刚起步的领域，国外技术封锁严密，参考资料几乎为零。会议室里沉寂良久，入职仅数年的余智豪打破了沉默：这个项目我来带，保证完成任务。没有现成的软件，没有可参考的型号经验，一切从零开始。他和团队从最基本的动力学方程出发，逐字逐句推导，一个符号一个符号校验，最终攻克了新构型旋翼飞行器的气动弹性分析关键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如果我们不啃，那么新一代装备就永远受制于人。余智豪的话，道出了青年夺回定义权的真正内涵——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敢于在无人区插下第一面旗帜。

再看基础研究领域。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80后青年科学家闫建斌，带领团队历时八年，在国际上首次解析了植物抗癌明星紫杉醇的完整生物合成通路。在此之前，全球科学家为此努力了半个多世纪。闫建斌的选择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紫杉醇合成通路极其复杂，风险高、周期长、成果产出慢。但他坚持认为：有些问题，明知难也要有人去碰。如果大家都不碰，这个问题就永远是无解之题。他的团队从零构建研究方法，最终突破了困扰国际植物学界数十年的难题。闫建斌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创新，往往始于不被看好的坚持，而非跟风热点的取巧。

四、从我到我们：青年创新的组织化突围

夺回问题的定义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青年创新的力量，需要在有组织的协同中才能最大化释放。

当前，一项不容忽视的趋势正在显现——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倾向于选择短平快、易出成果的安全课题，而主动挑战高风险基础问题的意愿明显下降。 这种现象背后，既有毕业压力、就业竞争的现实考量，也有创新支持体系不健全的结构性因素。但如果每一位青年都选择安全，那么卡脖子技术就永远等不到解局之人。

破解这一困局，既需要青年自身树立敢啃硬骨头的志气，也需要制度环境提供容得下失败的土壤。值得欣慰的是，一些积极的探索正在展开。近年来，青年科技创新小队跨学科创新工坊等青年自组织模式在高校中不断涌现，青年研究者开始主动打破课题组之间的壁垒，围绕真问题进行协同攻关。同时，国家层面也在持续优化青年科技人才支持政策，为青年人才开辟独立赛道，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

个体的勇气需要制度的护航，制度的温度也需要个体的回应。 当更多青年敢于走出舒适区，选择那些难而正确的问题，同时制度环境持续为这种选择提供保障和激励，一个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才能真正形成。

五、在不确定中锚定方向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对青年研究者而言，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不是一条清晰的坦途，而是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蓝海。但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为青年夺回问题的定义权提供了历史性的窗口。

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国家战略的宏阔叙事，更是每一位青年研究者日常科研生活中的具体选择。 它体现在：阅读文献时，多问一句这个领域还有哪些没人敢碰的问题；设计实验时，少说一句这个方向太冒险；面对未知时，多一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定力，少一分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的从众。

创新从来不是少数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一代代普通青年在各自岗位上'不将就'的累积。当千千万万青年研究者拒绝做乖巧的跟跑者，敢于在无人区提出自己的问题、走出自己的路，科技强国的基石就在这日复一日的不将就中悄然奠定。

时代出卷，青年答卷。但比答好卷更重要的是——青年要有勇气成为那个出题人。 这不仅是对“十五五时期”的回应，更是对青春应有的交代。从我来答到我来问，一字之差，却是一代青年从跟跑到领跑的精神跨越。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我们这一代青年，有底气、有锐气、更有志气，在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中，写下属于中国青年的答案。（杨熙然 侯政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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