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银行及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称“首都银行集团”）成立于1962年，在不到10年间发展成菲律宾当地的大型金融机构，并开启海外布局之路。1993年，首都银行集团在中国设立代表处，2010年，首都银行集团全资子行——首都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称“首都银行（中国）”）作为江苏省第一家外资法人银行正式对外营业。这家缘起中国福建，来自菲律宾上市的外资法人银行规模不大，但是却与中国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聚焦长三角经济圈，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战略。

首都银行（中国）不追求规模的爆发，但是对稳定可持续发展有较高的要求。2021年末，首都银行（中国）总资产为126亿元，不良率为0.24%，维持在行业较低水平；2022年，净利差达到了2.03%，相对较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专访了首都银行（中国）高级执行副总裁黄振东，详解首都银行的本地化策略。

采访中，黄振东笑称在与同行交流时会将首都银行（中国）归类为“闽系银行”。他解释道，首都银行集团是由泉州华侨在菲律宾创办的，当时亚洲刚刚经历了二战结束之后的几场区域战争，区域重建需求大，同时对欧美市场有大量出口配额商机，中小企业发展蓬勃，但金融体系不完整，首都银行集团便在此背景下在马尼拉创办开业。

21世纪：首都银行（中国）主要在哪个区域开展业务，主要的业务构成是哪些？

黄振东：作为江苏省第一家外资法人银行，首都银行（中国）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坚持“以长三角为中心、进一步辐射全国”的发展战略，重点围绕长三角经济带和海峡西岸经济区进行机构布局，目前已在上海、南京、常州、泉州、厦门、苏州等城市开设了 6家分行和3家支行，并设立总行营业部，并以分行所在地为核心，辐射周边 200 公里的营销半径。筹备中的第7家分行—宁波分行也即将于今年开业。

在客户的行业分布上，首都银行（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类及城市资源供应客户为主，其他类型客户包括医药制造、现代物流、新能源、轨道交通等，都有业务涉及。

从资产分配上的角度，既然我们在长三角扎根，就会思考当地的客户什么是可以发展的。

基建和汽车是我们本地化的两大特色，因为母行本来就有基建业务，在中国本地化时，发现国内做基建最多的是地方政府体系。所以我们参与地方的基建数量就多，并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细分，比如城市资源基础建设、水务、交通等。

第二是开发区。国内开发区管理的比海外更好，在招商上面做得非常彻底，而且开发区里面招商配套比较完整，母行在菲律宾有丰富开发区发展经验，所以在长三角承接了很多开发区的金融服务。

第三是产业投资集团，地方开发区招商的过程中会有产城投资公司参与，引进一些国外的企业客户，甚至自己会做投资。我们现在的客户群体里已经有很多外资客户或民企客户，和政府的产投合资，这样等于在帮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我们在产品上也做了很多变通，有标准化的存贷产品，也有为企业定制的投资产品。比如组织银团贷款，甚至投资企业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各种债券商品，投资银行间以及交易所债券商品，甚至参与债券二级市场的买卖。

21世纪：首都银行（中国）如何将其公司业务与上海或者长三角的产业发展战略相结合？

黄振东：其实我们发展战略也是一直在摸索，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海外客户为主，借助海外分行服务海外客户。为在东京、大阪等分行想要来中国发展的客户提供服务，但其实还是菲律宾东南亚和台资客户比较多，整体体量很小。

第二阶段，提出了聚焦策略，思考如何服务本地。公司业务发展主要包括四个聚焦，分别是区域聚焦、行业聚焦、客户聚焦以及产品聚焦。区域聚焦方面一直是以长三角经济带作为核心区域，也可以看到，分行大多数也是位于长三角区域。在行业聚焦上，也是紧跟国家“一带一路”的要求，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以及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第三阶段就是帮助中国客户走出去。在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它作为“一带一路”的第一个港口，母行很早就跟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等签订了“一带一路”倡议，因此，首都银行（中国）能够利用母行的资源，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21世纪：中资企业海外融资有哪些难点？外资银行如何解决这些难点？

黄振东：首都银行（中国）要帮助企业跨国融资有两个方向，第一要找到有跨境业务的金融机构合作，第二要跟跨国企业的中国注册公司发展往来。跟金融机构合作方面，国内金融机构规模都很大，东南亚中小型海外银行的评级一般不能达到准入标准；跟跨国企业合作方面，我们的体量又太小，必须先寻找境内适当体量的主体往来，业务推展难度很大。所以第一阶段就是通过政策性银行的合作，这是一步；还会通过与国有银行在东南亚的分行签订四方协议，相互支持。

外资银行可以依托子行或境内分行对中国市场和企业的了解，起到承接中国企业和海外市场的桥梁作用。东南亚是中国出口的一大市场，但东南亚普遍企业规模小，在与国内企业来往时会有很多限制，比如需要国内先开一个信用证，才能放账给海外的企业。首都银行（中国）借助海外分支网点或联合其他海外金融机构，为客户开立融资性备用信用证，帮助企业顺利获得融资。今年，首都银行（中国）便联合母行为境内企业转开保函，支持菲律宾当地基建工程。

其次，首都银行（中国）还通过包买福费廷（Forfaiting，即未偿债务买卖）的形式扶持实体经济。很多出口企业会收到海外企业的信用证或其他的凭证，由于是东南亚一些小型银行开具的，国内金融机构一般不会承兑。而首都银行（中国）基于对本地市场的了解就以包买的形式来承兑。

21世纪：首都银行（中国）对未来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目标？ 目前在中国展业有哪些困难，期待哪些方面的政策开放或支持？

黄振东：首都银行（中国）已经具备本地化的发展特色，以及跨境客户协作的能力。从法人的角度，本来就要思考在本地发展的可能性是什么，我从公司治理和业务发展这两项来分析。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首都银行（中国）是比较特色的外资银行，基本可以做到完全的本地化。董事会的9位董事里除了董事长之外，有4位来自母行的专业的部门，从风险管理、信用管理、作业管理以及财务管理等方面给予各项协助与监管，另外有4位董事分别来自中、港、台等大中华地区的资深专业银行家。

在业务层面更多的是根据各地监管的指导，落实聚焦战略，通过供应链与经销商体系不断扩张的上下游，继续扩大客户群体。

在展业过程中，作为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外资银行，展业困难主要还是体现在相较中资的国股、城商大行，在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网点建设等诸方面因素的不足，同时不同周期监管政策的指标变化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模式冲击也较大，小型外资银行在业务多样性上会明显弱于大行，且在如何迅速适应新政策上的指标要求也存在弱势。

建议监管政策上还是应该对外资银行有更多的弹性优惠措施，且对外资行能进行更多的政策解读及工作意见指导。

21世纪：首都银行（中国）的不良率近几年一直偏低，您预计疫情是否会影响到银行今年的不良率？如何应对？

黄振东：疫情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冲击较大，尤其是餐饮、旅游等服务性行业的影响非常大，这对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群的银行来说确实会造成不良率提高的隐患。

我们在成立初期对业务定位不清晰，出现过较高的逾期与不良客户。2015年进行战略调整之后，到现在没有发生过逾期以及产生不良的客户。

首都银行（中国）这几年在面对市场变化下，约30%的存量客户会进行调整以保证整体贷款质量。

21世纪：4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一路走贬，这对跨境企业的外汇服务和融资有何影响？

黄振东：今年以来美联储加息政策不断加码，美指持续刷新20年高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被动贬值。国内疫情对企业生产的影响、欧美通胀调整带来经济衰退的预期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都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而且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及发展，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旋律。

这些都提高了我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融资业务和对外贸易业务时所面对的汇率风险，企业在做好主营业务的前提下，汇率避险渐渐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从外汇业务来讲，母行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因为菲律宾基本上对企业没有外汇管制，而且经历过几次金融危机与汇率大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对企业和银行的影响很大。母行每个月都会排查，很早就开始对于有进出口的客户或者是有外币负债的客户开始做预警，这样的机制同步落实在首都银行（中国）的业务管理上。

我反而觉得这是人民币的机会市场，从中美贸易战看得出来，未来人民币通过双边互换的比重会加大，所以我们也主动参与牵头跟中国人民银行和菲律宾央行做双边的互换，推进互换交易的商机，寻求避开美元的汇率风险，进一步奠定首都银行的优势，以及在华发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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