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板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派遣来华的著名传教士，1882年来华，先后在江苏镇江和上海活动。1902年，吴板桥在上海创办了长老会的机关报——《通问报》，担任编辑一直到去世。除了《金角龙王》以外，吴板桥还翻译了据白蛇传故事改编的清代小说《雷峰塔奇传》(The Mystery of The White Snake, 1896)和张之洞的《劝学篇》(China’s Only Hope, 1900)，编写了《镇江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kiang, 1898)和个人回忆录《在华一甲子》(Fifty Years in China, 1919)。此外，他还和陈春生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的汉译本《伊朔译评》(1909)。

陈春生：陈春生，号万资。其籍贯镇江市润州。属镇江长老会。而祖籍为江宁，从其父开始。搬迁到镇冮润州。年少时非常清贫，“专政国文，兼善绘图，工隶书”。1900年以前，主要在江苏一带活动。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和传教士交往。"寓镇江西教士，闻先生之学，延聘为师，教授华文”，成为他们的中文教师。后来陈春生“得长老、浸礼，美以美三会西教士的推崇”，遂“迺与万应远赛兆祥、亮月乐，吴板桥诸公”结识，并成为他们的中文助手，开始合作文字工作。其中，与亮乐月于1900年之前并己开始合作共译书籍，并在《中西教会报》等基督教刊物上发表基督教相关文章。

1908年，吴板桥与《通问报》中文主笔陈春生合译社会改良小说《强盗洞》，本文将立足晚清社会语境，通过分析译者宗教意识形态对文本结构、人物、主题和文化重塑的影响，审视文本的重塑过程。

从故事结构来说：

《强盗洞》以社会小说为故事框架，在基督教思想的指引下，向世人演绎一个蕴含圣经哲理的故事。小说原文和译文均由三部分组成，即：序言、正文、注解，沿袭了明清时期小说的典型特点：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结构是文本不同部分之间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外在表现形式，译者首先将序言视为自己情感的表达，充分利用序言来阐释小说的主题。“嗟乎，我救主之圣道，于教孝教悌之端，不旣较他教爲详且尽哉，其教孝也，五伦之上，尤加天伦。十诫之中，永垂福报，其教悌也。不独爱同胞，敦手足爲悌。”序中这一段便体现了作者对于孝悌和仁爱这两大主题的强调。为了突出基督教“救世”的教义，他根据新的章节结构对文本情节进行了改编。编构文本结构是作者在文学创作意图的指导下，根据形象形成和表达的要求，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将一系列有生命力的素材、形象和事件组织起来的过程，不同的创作意图会呈现出出不同的篇章结构，然而这种寄故事喻世情的模式恰好与吴板桥“以文言教”的初衷不谋而合。吴板桥一直以来都借著作和译作阐述基督教教义以及对中国社会的见解，将自己的布道和宣教活动赋予写作和翻译中，寻找二者之间的契合点，他倾向于将故事看作一面反映中国宗教信仰、民间习俗和道德观念的镜子，并将译作当作批判异教信仰和习俗、激励传教士以福音拯救中国的方式。例如其1896年所译的小说《雷峰塔奇传》，就是以民间传说《白蛇传》为故事框架，在佛教天命思想的指引下，向世人演绎一个蕴含儒、道、释文化的神魔故事，而这部宣传“天命不可违”思想的小说，在吴板桥“为基督教传教造势”翻译动机的操控下，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篇章布局。译文将章回内容整合为十二章，忽略原文的结构美，更加注重呈现内容的紧凑性，用五卷十三回对“支离破碎的事件”进行有机组织，同时通过回目、诗词、结束语等标记语实现篇章间的“意合”效果，构建紧密的情节结构。

从人物塑造来说：

昊力士的人物形象：原文中侧面描写道：“他乃是英国有名的伯爵，是一寡妇的独生子，名叫昊力士，生得眉目清秀，英姿照人。十六岁时，即入英国猗顿大学肄业，考试俱列优等，于体操、赛船、驰马等艺，亦，多次得有高等奖赏，同学每以‘小状元’称他。昊力士因爲才智出众，不觉就高傲自大，藐视一切，事事皆要自居人上，从不听信人言(此上数语乃是本书的引线)。他母亲亦因儿子足智多才，视如掌珠。想世界上人家，一切的儿子，总没有比他再好的。可惜尚有一事，美中不足，就是昊力士平日最不听话，若能稍减一点骄气，那便十分完全了。但昊力士在自己看来，并不觉有甚麽骄傲自大的癖病，反觉乃是争进独立的美德。这本是英国好男儿自有的习气。”不同于寻常小说中男主人公至善至美的形象，昊力士算不上是理想完人，他虽为英国著名伯爵，天资聪颖但骄傲自大、狂放不羁。文章也十分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精细的心理描绘加上本土化的语言，在贴合人物形象的同时给读者以良好的阅读体验。小说尤其将昊力士心理的变化过程刻画的十分详细。小说记录了昊力士从到达克利伯狭山——执意赶路——夜路遇劫——被困强盗洞——死里逃生这一过程中心理由幼稚到成熟的变化，将人物描绘的栩栩如生。

昊力士一行人刚到达克利伯狭山时，他仍处于“狂放不羁”的阶段，纵然会让母亲受累也执意要前往司太提城游历，这时他对母亲虽然有懊悔和愧疚，但仍然不愿低头。

在听闻马提窝强盗之事后，昊力士又不顾众人反对，催促车夫连夜赶路离开客栈，在马车上，母亲由于他的过失忍不住暗自流泪，他心中终于对母亲有所愧疚，但又拉不下面子道歉，心中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昊力士又暗自想到，自我出世以来，我母亲是爲我如何担惊受吓，为我如何劳心劳力，但我仔细思想，我果有何事使我母亲喜乐的，无有也，何事使我母亲顺心的，无有也。(请阅者诸君，亦各自思之。)不过我是凡事任性，凡事违忤，并无一点事情，体贴我母，安慰我母，我真与禽兽无异了。(俗云：乌鸦返哺，羔羊跪乳。人不孝顺父母，恐怕禽兽也不如。)昊力士想到此处，心如刀刺，万分不安，恨不得立时吩咐马夫，转辔回头。”

夜行途中分外荒凉，昊力士与其母亲心惊胆战，后悔不该赶路，但却为时已晚。一批盗匪将昊力士母子拖下车，洗劫一空后要求昊力士母亲用其英国贵族身份与意大利政府求情，救出他被抓捕的儿子恶多，并留下昊力士作为人质。至此，母子二人痛苦分别。目视母亲远去，昊力士内心无比悔恨未曾对母亲尽孝。“这时昊力士已看不见他母亲的马车，急得肝肠欲断，便自己深深忏悔，暗自想到：我无故使我白发苍苍的老母受这惊恐，像我这等忤逆不孝的儿子，真是禽兽不如。我自有生以来，得我母亲的恩典是多少，受我母亲的教训是多少。但我是在何时候，曾报过我母亲的恩典?何事上，曾听过我母亲的教训?回想生平实难自慰，现在虽欲将世上一切的福分，用来换我母亲的一颦一笑，也不可得。正是：‘孝亲贵及时，光阴不可失，转眼各东西，欲孝悔不得?’”

昊力士被恩力哥押至强盗洞，心中悔恨更是难以言说。昊力士又想到：我平日不独轻视我母亲，有不孝的罪。就是到堂礼拜，也是敷衍故事，毫无诚意，不免也有得罪上帝的罪。现在落在这地步，谅想神也不来救我了。知罪恶深重，补救无门。又因走了这一程的黑路，并且手足也受了创伤，实已精疲力竭。这时他良心上的苦恼，与身体上的苦恼，同时并举，真是万分难受。昊力士想到此处忽又想到平日待他母亲的光景。我的母亲，他是青年守寡，好容易将我抚养成人，我不独未会报他的养育之恩，反而使他受多少气，吃多少苦。就是此番遇这奇祸，也是由我醴成。我这一身的生死，虽不足惜。但使我的寡母，受这一番惊恐，并失了他这天不生，地不长的孤子。使他担多大的心。这种光景，若是设身处地的想想，真是令人难受了。”

在洞中，昊力士吃尽苦头，又被月飞鸦的善行所感动，经过这一系列的艰难困苦，终于下定决心痛改前非：“我现在已算吃尽千辛万苦，已算受尽千磨万炼。倘有机缘，出这陷阱，定然是要立定志向，痛改前非。以前我各事皆是要占人的先，以后我各事皆愿退居人后了;以前我各事皆是要望人恭维，此后我各事皆愿要恭维他人了;以前我是时常使我年高的寡母，伤心流泪，此后我却是谨守第五条诫，孝顺我母，不再像以前的违抝了。”他内心对宗教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昊力士将自古以来的盖世英雄罗马王、亚历山大等与马利奴、月飞鸦作比较，认为马、月才是真正为人们带来幸福的人，心中愈发敬佩他们二人，并反省到：“我岂不是自幼即在神人之前，立愿甘爲主耶稣的精兵么?岂不是自幼即将我身奉献于主么?仔细思想，我果尽我作兵的职任麽?却是未曾。我果牺牲我身与敌魔决战一次麽?却是未曾。又想到世间有若干传道的豪杰，形单影只，背井离鄕。经多少蛮烟障雨，越多少骇浪惊涛，传道于数万里外的异俗殊风之国。又见多少青年弱女，跋涉山河，远适异国，犯风沙，披榛荆，过都越国，弱质亭亭，莺喉宛转，传道于稠人广众中，不稍退让。现今我若是与他们比较起来，我是在于何等地位?我岂不是愧悔无地吗?而且我不独不能作主的精兵攻克敌魔，就是我本身的敌魔。却也不能自爲攻克，反而成了敌魔的俘虏，我真是小人，我真是恶奴，我真是辜恩真义魔鬼的子孙。”在月飞鸦的影响下，他决心要洗心革面：“月飞鸦他今日虽然住在这极险的地位，仍是苦心孤诣，以救这种穷凶极恶的匪人爲己任，这真正不愧是甚督的精兵。但我岂不是早年入过圣教的教友麽?我的义务岂不是与他相等呢?我平时岂不是席丰履厚，交多识广，比他的地位高有万倍麽?我何尝用这机会，传播主道呢?何尝用这机会救过一人呢?我罢了，我罢了。我真是白废以前的时光了。我此后倘能托神之恩出这陷阱，归见我母，我定然是要舍弃一切私利，犠牲此身，専去作那救人济世的事业。”

最终昊力士得以从洞中逃出生天，月飞鸦的死亡也代表着他终于完成了基督教传教的使命，昊力士此后痛改前非，孝顺其母，并热心救道，劝人归主，竟成了著名的善士云。也成为了基督徒行善布施，体现了译者想要传递的宗教的意识形态。

月飞鸦的人物形象：小说中至善的代表，对自己的信仰也有着强烈的坚守、爱兄弟、殉教灵魂去到了天堂，作为作者理想的传教客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基督徒形象，承载着作者的传教意图。序言有言：“如月飞鸦其人者，足以体天之心，行天之道，而救济于危难中也。呜呼，伤已。今是书旣经译成问世，吾知其不独有功于社会，且尤有功于教界不少。吾不禁赞叹之余，而乐爲之序。”充分概括了月飞鸦的人物形象。

月飞鸦本属官宦之家，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来其父亲为国献身，不久母亲去世，月飞鸦与恩力哥兄弟二人被外祖父收养，而恩力哥多与酒肉朋友厮混。待到外祖父去世，恩力哥将家中财产败光，又遇杀人案被陷害，无钱料理，为躲避追捕，兄弟二人便逃到强盗洞中，后因替马提窝顶罪，被罚做苦工六个月。在艰难的工作中，月受到耶稣教信徒马利奴的影响，转信耶稣。

他身处强盗洞却人品高尚为人良善，不愿与强盗们同流合污。在村镇里治病救人，“他虽没有行业，听说他常在山中采 取各种草头方，爲人医治热症、霍乱、刀砍斧凿、跌打损伤等症。”还在昊力士决定启程时提醒他可能遇险，帮之前羞辱过他的昊力士清理伤口、端饭，待昊力士极好。在小说中，月飞鸦有三次唱歌，分别是狱中吟、醉酒吟和得胜歌。

“吁嗟乎，天意阨我于重监，日光迟迟兮，照入铁栅栏 。

碧海耶，平原耶，抑青天耶，何者使我心而得平安?

浪涌如山兮，涛翻如雪，海波反覆兮，如我愁肠万结。

奔腾泙湃兮，使我好梦难圆，苦不胜兮，手足桎梏如氷鐡。

乌如歌，柳如烟，花如睡，平原美景，令人喜而不寐。

曰否否此不过增吾之悲，使知我一生荣华付诸流水。

日月星辰兮，螮蝀云烟，灿其光明兮，于昭于天。

人世祸福穷通兮，譬之流泉，适彼乐国兮，卽在目前。”

这是月飞鸦在文中的第一次唱歌，表现了月飞鸦在狱中的各种心绪，虽被困牢笼之中，只要心中有信仰，“适彼乐国兮，卽在目前。”后两次都是在强盗洞中为强盗们唱的。第二次所唱的醉酒吟，惹得强盗们气愤不堪，后来昊力士问起，月飞鸦回应道：“昨晚用歌曲所讽谏他们的话，乃是弟分内之言。比方现在 有人，睡在柴堆上面，忽然柴堆起了大火，如有人看见这事，能不呼唤那睡在其上的人麽?现在他们的境遇，比睡在已经生火的柴堆上，还是加倍危险。”从侧面可以看出，月飞鸦以传教为己任，用歌曲感化他们。包括在最后所唱的得胜歌，也是“指着娼妓骂淫妇，指着和尚骂秃驴。”用一片热忱来劝解这群作恶多端的强盗改过自新，同时也让昊力士下定决心做基督的忠实信徒，将教义传播给普罗大众，也体现了译者想要通过基督教拯救世界的愿望。

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月飞鸦对自己的信仰也有着强烈的坚守。月飞鸦在洞中也不放过学习的机会，请求昊力士为其翻译解说英文《圣经》，在穷凶险恶的地方仍能坚持信仰，令昊力士敬佩不已。即使马提窝用枪威胁月飞鸦不许再祷告，月飞鸦也毫不畏惧，坚持要祷告。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来月飞鸦对自己信仰的坚守。在狱中工作结束后，月飞鸦选择回到强盗洞，用耶稣教理来感化强盗们。在洞中照顾昊力士，也不忘传教的义务，“等弟晚间回来，尙有一事相求，倘能见允，弟已受赐不浅。现在太暘已经好高，弟不能久等，倘然恶多未死，你的性命可保无事。弟出去之后，倘或有些无知的弟兄，前来欺凌你，辱骂你，椰揄你，总请你格外忍耐。阁下年富力强，须要明哲保身。预备日后做一世界上轰轰烈烈、旋干转坤的基督精兵。”作为哥哥，他也一直都对弟弟极好盗匪们在洞外赌博玩乐，月飞鸦前去阻止恩力哥赌博，最终说服弟弟不要沉迷赌博。在替马提窝顶罪受罚的半年里，月飞鸦最担心的也是其弟恩力哥。“至叙恩力哥之爲人，则又无赖之尤者矣，其才智、学术，固不及昊力士，而刚愎悍狠过之。 虽曰胁而爲盗，亦迫于势不得已，然吾终不能爲其生有盗心、死有盗骨恕也。然而，此两人者自流俗观之，鲜不谓檮杌穷奇，莫形其状，纵令歴劫千般，而望其回头一悟也难矣。”在故事最后月飞鸦为昊力士挡了子弹，死在了恩力哥怀中，灵魂去到了天堂。最终，昊力士与恩力哥痛改前非，信奉耶稣，热心热肠，成为了大善人。小说以月飞鸦的死亡点醒救赎了两个灵魂。人越在低谷和无法逃离的苦难中时越需要信仰 这也是为什么是时代越衰落战火越纷飞时宗教越兴盛的原因。

马提窝的人物形象：作为小说中的反派，马提窝的矛盾性十分具有讽刺意味，如杀人如麻却供奉玛丽亚神像，在斋戒日不吃荤(比什么都虔诚)，恩力哥说：“他的宗教的思想，却是比寻常人更甚一层。他平日虽然杀人劫路，做那种种恶事。他却每次均将所得的钱，提出一些，献给那养尊处优肥头脸的神甫，爲他念经赎罪。他在礼拜五日，虽然照常杀人，照常劫路，他却仍然禁口食蔬，片肉不尝。我想平常的人，在这捐钱的事上，与这禁食的事上，从没有像他这样诚心，这样熟心的。”，他和强盗们之间谈吐污秽不堪却喜欢听高雅的音乐等，人物形象十分鲜活丰满，不仅仅只是充当主角的对手，给故事设置困难的工具人，最后马提窝的死亡也宣扬了基督教中“邪不压正，因果报应”和“天命不可违”的思想。

从主题上来说：

文本主题作为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既是作者思想的反映，也是根据作品情节发展，人物言行等推导出来的基本观念。这点也在译文的序言中也得到了印证：“从来孝悌发乎性天，而仁爱着于至道。自习俗浇漓，人心险巇，遂不独置孝悌、仁爱于不让。”月飞鸦对待昊力士和恩力哥便是体现了基督教中”仁爱“和”“孝悌”这两大主题。

小说不是用“人物最终都信耶稣”来宣传基督教，而是将宗教理念融入进人物的对话与故事情节(例如：月飞鸦所唱的歌等)，使得整篇文章的各个部分，都充满了肩负传教任务的使命感，且不易被深入阅读的读者所发觉，起到了传教的功能。吴板桥借著作和译作阐述基督教教义，将自己的布道和宣教活动赋予写作和翻译中，寻找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宣扬“邪不压正，因果报应”和“天命不可违”的主题思想。心怀“基督教救世”思想，很有洗脑效果。

从文化重塑上来说：

《强盗洞》虽是翻译过来的小说，但语言、思想等一些方面十分本土化，比如反派马提窝儿子叫恶多(作恶多端)，代表正义的月飞雅名字则端庄大气，小说中也常出现“却己吓得瞠目结舌，腿如筛糠了”、“你国内的官府和兵丁，难道尽是些吃熟饭的， 一点事不能管吗?”、“这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大英的狗子也登不下来。”、乌鸦返哺，羔羊跪乳等这些民间的俗语和习惯用语。实际上，翻译过程中的文本重塑不仅意味着文本框架、主题的改变，更是译者意识形态介入的过程，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中还有着众多作者自己的感悟和注释，在扩充文本内容的同时也有利于深入了解作者的性格。

在时代语境和历史背景的制约下，小说会呈现出与原文不同的书写基调，但也正因如此，《强盗洞》也成为了一篇独具特色的小说。本部小说的剧作放到现在来看也丝毫不过时，剧情上曲折离奇，主角的人物塑造也十分丰满，但是，以吴板桥为代表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在翻译目的、翻译内容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都深受其意识形态的局限。坚持基督教“救世”思想的吴板桥，认为上帝是唯一能拯救无知和盲目迷信的中国人的真神。他认为长期受儒释道影响的中国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愚昧、迷信的状态，在书中他写到“我中国，亦爲世界著名之古国，亦因佛道二教，欺惑陷溺，日即危亡，安得有若干马利奴其人，起而传播耶稣圣教，以拯救祖国之同胞乎? ”他认为中国落后的现状“令人扼腕叹息”，而“佛教教义的传播应当负主要责任”。这同其他西方传教士对佛教的看法如出一辙，即“佛教无法达至圣洁之境地;救赎者佛陀或菩萨是人而非神，并无如此的力量”。他认为儒教中的“孔孟之道”也必须为中国落后的境地负责，他认为“中国儒学经典如今不过是一纸空文，这些典籍所散发出来的思想光辉已烟消云散，而当前的中国只是对古代仪式的滑稽模仿”，唯有依靠反映中国民间生活的文学作品，才能真实体现中国人对神鬼的“狂热状态”，进而凸显出基督教的“救世”教义。《劝学篇》 (China’s Only Hope: An Appeal) 前言也证实了他的观点，“长久习惯于孔教，那垂死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陈词滥调的中国人，现在终于被时代的现实震醒了”。而他批评甚至诋毁中国人“低级的”信仰，主要目的是为了凸显新教的“救世”教义。他将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归结为缺乏上帝观念，只有“主耶稣基督纯净的福音能净化中国人的头脑，并能更持久地拯救中国人灵魂”，并一再鼓吹西方传教士来华唯一目的，是为了解救中国。

《教会史记》(Church History) 再次印证了他坚持的基督教“救世”观：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溃不成军，为了解救他们，来华宣教的传教士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世人展示上帝的无上成就”，“让中国人从错误走向真理”[1]。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华民国的建立,让美国官方和差会对建立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充满了非常乐观的憧憬。

而在他的另一部作品《雷峰塔奇传》中，吴板桥在文中做了大量的注释，内容庞杂详尽，从民俗习惯、宗教思想到政治局面，涵括了中国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仔细研读其中内容，会发现这些注释只是对主题的烘托。译者借描述中国风俗习惯，凸显中国民间鬼神迷信色彩。如，在“麻烦缠身”章节中，吴板桥为“端午节”做出详细注释，在介绍端午节的习俗之余，还特意加上中国俗语“蛇见雄黄酒如鬼见阎王”，此处与小说前言中描述中国人迷信鬼神的景象相得益彰，讽刺意味不言而喻。译者借注解中国人的观念，表达对中国迷信思想的批判，尤其是对佛教文化的鄙夷。译者在第二章“邂逅”中描述白蛇和许仙二人的前世情缘，提到了“放生”概念，并特地做出阐释：“放生鱼、蛇和鸟是中国人为了积善”，并且向读者展现出一副诡异的画面：“每个城市里都有很多充斥放生鱼的池塘。放生时，任何人不许干扰。阴历5月5日时，到处可见乞丐卖放生蛇”。其实，译者是凭借注释来讽刺中国民俗文化，进而指出佛教教义的荒谬之处。他借解说中国的制度礼仪，阐述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见解，武断地将中国的落后状态归因于国民性。在“再次被逐”章节中，他提到了中国人在异乡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并在注释中提到：“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歧视。因为当地人从不会改变乡音或特色，这阻碍了中国团结一致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样的“国民劣根性”注定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如果中国不克服这个劣根性，最终会为中华帝国招致战败、灾难和破坏”。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在欧洲国民性理论的影响下，已经对在华传教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解：通过选取和过滤题材与文本，“将中国人整体性的性格缺陷与中国宗教伦理的偏差相联结，使其母国人士理解在华传教之必要性”，于是反映中国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文本成为传教士宣教的首选。吴板桥选择翻译《白蛇传》正是这种体系化理解的映照。在《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译文前言中，他提到“宣传‘易受骗、残忍、懦弱’的迷信已经构成中国人信奉真理的主体”，而在他的《雷峰塔奇传》英译文前言中，吴板桥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国人对半人半神尤为迷信”，并将这种神鬼的崇拜描述成一种 “和高烧病人状态相似的非正常的狂热心理”。[1]

吴板桥对中国人身体和精神内陆景观科学的、医学的、心理学的调查结果,使他确信佛教“轮回观念”在中国民众生活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挥舞着最新科学思想的武器,吴板桥将中国人此种心态认定为“异常”与“可悲”,并认真的对他所谓的中国大众心理问题提出了详尽诊断并开出了如下药方:

中国人那“万事不惊”的态度,即使最不敏感的观察者也能看得出,这或许部分源于在中国思想的各个部门及其行动的传统中都有种种半神半人的存在,他们的非凡事迹比地上任何真实人物的任何行为都更为精彩……为了让这些土生土长的人的头脑能接受和吸收真正的知识,上文提及的高烧必须退下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平实的福音,因其对世界和人类长久以来的有益影响,将使中国人的思维变得清晰,并能达到更为深远的拯救他们的灵魂的效果。[2]

以长远的视角来看,且从现代回望过去,我们自然可以通过考察吴板桥措辞中的宣传立场来认定他“拯救中国人精神”的动机不纯。诚然,他对基督教的宣传确实以佛教——也即他认为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为批判的靶子。透过二十世纪初自“五四运动”以来影响深远的非宗教立场来审视,吴板桥以传播基督教为目的对佛教进行的批判,其客观性确实变得可疑，但吴板桥先生身处那个时代，具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除此之外，这仍然是一部十分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汪田田：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本重塑探析——以吴板桥英译《雷峰塔奇传》为例

罗靓：“真知”与“迷思”、“先锋”与“流行”的交织与共振——二十世纪之交的白蛇传说重述与白蛇表演新变

作者：张诗慧

学校：平顶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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