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小捷，山东财经大学

摘 要

“文人论政”一直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通过撰写文章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文人论政”成了新闻史与文学史上的独特篇章。从古至今，文学与新闻的概念一直被模糊，文学作品中会掺杂新闻的评论，新闻的描述中也会有文学的色彩。而“文人论政”的提出见证了从文学到新闻的转变。“文人论政”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发端期、上升期、巅峰期和式微期，文人通过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角色，促进了文学到新闻的转型。而在互联网时代，“文人论政”的复兴以及中国文人舍生忘死的家国大义也为现代新闻事业中出现的问题与危机提出了解决方案。

关键词：“文人论政”;新闻转变;新记《大公报》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 from the scholars commenting on politics

ABSTRACT

Scholars commenting on 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express their political opinions through writing articles, and scholars commenting on politics has become a uniqu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literature.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as been blurred. Literary works will be mixed with news comments, and there will be literary colors in the description of news.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scholars commenting on politics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terature to journalism. The history of scholars commenting on politic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initial stage, the rising stage, the peak stage and the declining stage. Through playing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stages, literati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terature to journalism.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revival of scholars commenting on politics and Chinese literati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the sake of family and country also put forwar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and crises in modern journalism.

Keywords:Scholars commenting on politics;Press shift; Dagong News

目 录

一、 “文人论政”在清末以来的发端1

二、近代报刊中“文人论政”的上升与巅峰2

(一)办报高潮2

(二) 新记《大公报》与职业报人2

三、“文人论政”的式微3

(一)《观察》周刊3

(二)服务政党的职业报人3

四、从“文人论政”传统中丰富、发展现代主流新闻观4

参考文献5

在报刊界的历史上，发源于中国古代的“文人论政”总是独特的。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1]

“文人论政”可以说起源于清议。清议意指公正的议论政治、品评人物的言论，是中国历史上的舆论约束机制。清议的主体儒生倡导社会责任和道德气节，在儒生聚集地产生，凭借邸报传播，与官员选举等制度结合，成为儒生们干预朝政、批评政治的重要机制，对于清明政治风气和改良社会风俗发挥重要作用，也因此为历代所推崇，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对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发展影响至深。

正是因为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文人论政”才逐渐发展壮大，伴随着报刊而逐渐演变形成，成为近代报刊的显著特点，同时也是文学到新闻的重要转变历程，文人对家国的深沉热爱也贯穿其中。

“文人论政”在清末以来的发端

“文人论政”根植于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代表了当时的儒生们的入世观念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种感情在积贫积弱的近代更是体现的淋淋尽致。当西方新闻业传入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在乱世中抒发己见的希望。报刊在传播观念以及引导舆论上体现出的优越性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所青睐，在文人论证精神和浓烈报国情的推动下，他们走入了新闻的队伍，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

报刊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文人论政”的发展。鸦片战争后，随着在华外报的发展，国人对报刊有了初步的认识，并逐渐开始实践。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大量进行的报刊活动除具有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文人论政”。

王韬是近代第一位专文讨论新闻理论的报人，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报刊对启迪民智的重要性，大力宣扬报刊理论，鼓励国人投身办报事业，首创报刊政论文体，以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身份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先河，他的《循环日报》也是中国第一份政论报刊，以关注时政、直抒胸臆、文风质朴为首要特点，其文也能鲜明看出西方新闻主义的深刻影响。

王韬首开先河后，又有大批文人加入了报刊的队伍，众多留洋海外的知识分子将理论付诸实践，创办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系列著名报刊也在此时创刊。文学作品固然可以传播思想，但由于其篇幅长、艺术性高于现实性等特点，在近代的社会氛围中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微乎其微，而新闻政论短小精悍的特点以及对严峻现实所进行的犀利的批判反击，往往更能激起人民群众的共同心理。故此，越来越多知识分子选择了报刊的道路。[2]

二、近代报刊中“文人论政”的上升与巅峰

(一)办报高潮

康梁等人的戊戌变法，不仅为清末政治生活打开了新篇章，报刊事业也迎来了新高潮。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随着一系列著名报刊的创刊与发行，“文人论政”进入了蓬勃发展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梁启超的《时务报》以及《新民丛报》。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大量倡导维新变法的文章，又于《新民丛报》上极力倡导培育新民，发表众多政论文章。他所实践的报章政论文体被称为“时务文体”，其文风通俗易懂，兼具文学与新闻的特点。

这段时间里，办报活动也由单一的文人办报转为组织办报，逐渐形成了机关报，其中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机关报是政治团体传播自己思想的工具，政党所创的机关报又称为党报，如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

《民报》作为孙中山所领导的机关报，与《新民丛报》展开了一次论战，这次论战提高了政论文尤其是驳论文的写作水平，促进了革命报刊的发展，孙中山的报刊宣传思想也助推了革命派报刊的后来居上。

后来的陈独秀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浪潮，他们的文章也由单纯的抒情达意转为批判时事政治，文人也有了潜意识的抱团行为，为后续他们的转变埋下伏笔。

新记《大公报》与职业报人

“文人论政”的巅峰当属张季鸾与新记《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重拾起了曾经的《大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 “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已经逐渐脱离了传统文人的范畴，开始向职业报人的道路迈进。虽然新记《大公报》仍属于“文人论政”的话语体系，但它的意义已不止于此，已经开始向“新闻专业主义”过渡。其也是真正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借鉴并运用于实践的，是中国文人与西方精神融合的典范。[3]

新记《大公报》不仅是“文人论政”的阵地，更是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它坚持“四不”方针，政论时评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因为事业与营业兼顾，其在经济上不会被扼喉;坚持以新闻为本位，服务于事实;言论公正，意见多元化，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新记《大公报》也重新定位了从业者的角色，从文人转向了职业报人。近代史上秉承“文人论政” 宗旨的报人并不在少数，但他们只能算启蒙者，目光所聚集的更多还是传播新思想。而张季鸾等三人在继承了前人犀利笔锋的基础下，注重专心办报，不准社员包揽其他外界职务，办报是唯一安身立命的根本，由此产生了职业报人。而作为在文学色彩鲜明的政论文章中分离出的新闻报道，也随着文人角色的转变更具客观性和现实性。[4]

副刊的兴起不仅增加了报纸的发行量，更为传统文人找到了新的道路。传统文人开始在副刊投递文章，鲁迅等人的文章中还包含一些针砭时弊的评论，但后续的张恨水等人则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文人与报人由此产生了分歧。

坚守文学底色的文人和批判黑暗政治的报人分别占领了报纸的不同版面，虽然他们同样怀揣入世情怀，但对于文章特点的不同选择让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新闻也由此逐渐独立于文学，开始了崭新的篇章。

三、“文人论政”的式微

(一)《观察》周刊

“文人论政”的最后辉煌是储安平所创《观察》周刊，储安平始终坚持其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办报立场以及“不参政但言政”的政治立场，对国内各政党不偏不袒。他的部分理念也正契合了新记《大公报》的观点。

储安平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脱离于政治的议政。但这一立场虽然在当时的政界不受欢迎并且力量弱小，这也导致了后来《观察》周刊被查封。这第三条道路在新闻思想上对文人论政等传统继承和发展，又符合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观念，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

储安平每出满24期《观察》，就要亲自写一篇总结性的报告书，内容多为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批评。这引起国民党的不满，《观察》周刊被国民党查封，相关人员被拘留。这就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观察》事件”。

储安平的结局主要是由于他的文人傲骨，他虽为职业报人，却被卷入了政治斗争。但处于国共两党激烈交锋中的储安平，作为文人亦或报人都是没有话语权的。《观察》周刊的查封也宣告着盛极一时“文人论政”传统告一段落。

(二)服务政党的职业报人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和政府着手整顿旧中国遗留下的新闻事业，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闻从业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将全国各类报纸进行社会分工，推出“企业化经营”和“邮发合一”的新方法，学习苏联的新闻工作理论，进行改版，取得重大成就。新闻数量大大增加，报纸言论和副刊、通联明显改进，版式也变得活泼。新闻学的研究也有了新转向。

自此，新闻工作已经完全制度化、规范化，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报纸成了党政机关的宣传平台，坚持党性原则，服务于人民大众，新闻专业主义逐渐推行，客观真实成了报道的基本要求。新闻也彻底和文学划开了范畴，独立于现实文学。

四、从“文人论政”传统中丰富、发展现代主流新闻观

在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的年代里，文人积极入世，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与伟大的家国情怀令人钦佩不已。但在当下，部分新闻工作者失去了这份悲悯之心，他们的职业信仰缺失，一味的追求新闻敏感，有的甚至罔顾人伦，职业道德下滑。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不难发现忧国忧民的“文人论政”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始终是文人亦或是新闻从业者的文化之根。在信息化时代，参政议政的不再是少数的上层精英，人人皆可发表自己的言论，这也算是“文人论政”在新媒体时代的一种复兴。只不过文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变成了人民大众。这也正契合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5]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把握好这次复兴的机会，纠正部分新闻从业者偏离的职业观念，继承发扬“文人论政”中的优良传统，改革发展现代主流新闻观。

“文人论政”的主题不会改变，仍是爱国、民主。即使在今天，爱国仍是不变的主旋律。当今的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在“扬弃”的基础上学习和拥有近现代报人及其政论作者所拥有的优良学术素养和政治素养，学习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敢作敢为、敢于发表政见的风格以及其追求自由、独立、真理和激浊扬清、忧国忧民的无私情怀。

新媒体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开放性、便捷性与互动性，依托新媒体的力量，“文人论政”也将取得新发展。我们要挖掘“文人论政”传统中最能体现其本质和精神的内涵，使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通过互联网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积极的舆论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历数香港《大公报》家珍[N]. 香港《大公报》, 2002 (6).

[2] 常志刚;曹伯丽.从中国近代的“文人论政”看文学到新闻的嬗变[N].吕梁学院学报，2014(6)：63-67.

[3] 张丽萍.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N].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8-102.

[4] 陈雨璇;郝韶梦.“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新记《大公报》和史量才时期《申报》为中心[N].黑河学院学报，2021(10)：165～167.

[5] 赵云泽;涂凌波.“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区隔与认同[N].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0(10)：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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