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剧因其强烈的民间性和娱乐性，在面对宏大历史题材和严肃社会命题时，容易陷入重噱头而轻内涵的创作瓶颈。南京大学教授、剧作家康尔以国家级非遗曲艺“小热昏”为文化内核创作的滑稽剧《万象归春》成功打破这一瓶颈。该剧以1937年至1949年的常州为时空坐标，书写了底层艺人常喜一家在战乱与时代更迭中的生存抗争史，显示了康尔对滑稽剧创作的独特思考。
一、主题意蕴：苦难底色的民间抗争与文化自信
《万象归春》不仅是一部关于底层艺人的“生存记”，更是一部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乱世中保持韧性、薪火相传的“精神史”，其核心紧紧扣住了“人民立场”与“文化自信”。
首先，揭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的历史观。剧作没有将笔墨聚焦于帝王将相或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而是对准了劝业街上卖馄饨、卖麻糕的商贩，以及靠说唱“小热昏”谋生的艺人阿喜一家。从1937年日寇轰炸、1940年汪伪横行，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逆产”风波，再到1949年黎明前的黑暗，阿喜等人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尽军阀、汉奸、流氓、特务的盘剥。剧作并未将他们写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在绝境中爆发出的底层抗争意识，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其次，确立“以笑为武器”的文化抵抗主题。剧中“小热昏”既是谋生的饭碗，更是底层百姓对抗强权、呼唤正义的精神武器。面对狗仗人势的帮凶尤四、卖国求荣的汉奸胡丹、欺凌华人的日本军官以及强取豪夺的国民党接收大员，阿喜的武器只有一面小锣、一块三巧板和一张嘴。他将现实的苦难编织成戏谑的唱词，在“满嘴尽是荒唐言”的外表下，隐藏着“字缝之间有杆秤”的民间良知与正义。这种“笑”，是对权力话语的解构和对黑暗现实的刺破，彰显了民间艺术强大的生命力。
最后，在时代的演进中完成“万象归春”的政治与历史指涉。剧名“万象归春”本是艺人行话，意指天下没有讲不清的理。而在剧中，这个“春”不仅指代正义的伸张，更实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常州的解放。只有在解放军到来、人民当家作主之后，阿喜一家才真正迎来了春天，完成了从“江湖卖艺人”到“人民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转换，实现了宏大政治叙事与个体命运逻辑的完美契合。
二、人物塑造：超越脸谱化的“喜剧典型”建构
滑稽剧的传统表演往往依赖于类型化、脸谱化的丑角。而在《万象归春》中，康尔在保留滑稽剧人物极强辨识度的同时，赋予了角色深沉的现实主义心理依据，塑造了一组生动立体的时代群像。
阿喜：草根英雄与智慧的化身。阿喜是全剧的灵魂人物。他并非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而是有着市井狡黠、圆滑、爱面子的小民。在面对日寇和特务时，他会本能地感到恐惧。这是真实的民间草根，而正是这种草根给人的真实感，使得他内心的善良与坚守更加动人。他能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救下素不相识的笑笑，在汉奸逼迫下宁死不唱“共荣”调。阿喜这个角色，融合了中国传统戏曲中“丑角”的幽默与“生角”的浩然正气，是传统民间智慧与底层道德的集大成者。
闹闹与笑笑：精神传承的青春镜像。作为常家班的新秀，这两个年轻人承载了时代的变迁与希望。闹闹起初为了抗拒这门苦差事而装哑，但在关键时刻为了救人而开口，这不仅是情节的转折，更是他自觉接受文化传承使命的心理觉醒。笑笑身负杀父之仇，性格倔强刚烈。他们的成长轨迹，从起初的冲动盲目，到后来在周先生的引导下参加革命送情报，完成了民间艺人向革命者的精神蜕变。
反面群像：层次叠加的黑暗权力。反面人物，无疑是最容易制造科诨效果的形象，成为优秀滑稽剧最应重点塑造的对象。剧作对反面人物群像的刻画极具讽刺张力，且各有千秋。胡丹是典型的投机分子、“变色龙”，从洋行买办到日军翻译官，再到国民党特务，毫无底线，其畏妻如虎的设定更是将其色厉内荏的汉奸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尤四则是见风使舵的基层鹰犬，毫无信仰可言，只认金钱与权力。这些人物的“滑稽”，不仅在于形态的可笑，更在于其灵魂的空虚与道德的破产。
周先生：暗夜中的灯塔。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周先生是剧中唯一不以“滑稽”面貌出现的核心人物。他沉稳、睿智，始终潜伏在暗处保护和指引着阿喜一家。剧作将其处理得不着痕迹。他出资救助商贩、赠送《识字课本》、引导舆论声讨“逆产”，最终引领常家班走上革命道路，对群众的觉醒与反抗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定海神针作用。
三、情节结构：史诗格局与市井奇遇的有机缝合
《万象归春》采用史诗剧的线性编年与滑稽剧的巧境奇遇相结合的情节结构，巧妙完成市井视角的历史讲述。该剧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其中不乏经典的斗争节点，每个节点都对应常家班的一次生死危机。
借条抵债：面对买办胡丹的逼债，阿喜设计独特的借条代算法，通过买空卖空的空头借条代算，巧妙地将看似聪明的胡丹整懵，极大地讽刺了洋行买办的愚蠢。
智脱监守：面对尤四与驴大对阿喜一家的监禁，阿喜利用“老酒大葱配烟土，吃了马上白沫吐”的市井之法，机智地与尤四之流周旋，最终化险为夷，成功逃脱，展现了底层人民的机智。
将计就计：面对汉奸胡丹的逼婚，阿喜没有正面对抗，而是顺水推舟，将皮箱和花轿送到东亚宾馆，引出了胡丹原配“洋辣子”的当街撒泼。这一场戏将滑稽剧的喜剧冲突推向高潮，用极度荒诞可笑的市井闹剧，兵不血刃地瓦解了汉奸的阴谋。
抗议“逆产”：1945年抗战胜利后，本应是欢乐的结局，但国民党接收大员强占豆腐坊的情节，使戏剧结构产生了一次深刻的顿挫。阿喜带领大家在别墅前连唱三天三夜“小热昏”，将戏剧冲突从个体生存恩怨上升到阶级压迫与社会制度的层面，为最终迎接解放军埋下了历史的必然逻辑。
整部戏节奏紧凑，风波跌宕起伏。喜剧元素的铺陈与悲剧命运的悬念交替出现，形成了极具弹性的叙事节奏。
四、语言艺术：方言俚语的狂欢与曲艺本体的戏剧化
滑稽剧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魅力。《万象归春》的台词不仅金句频出、爆梗不断，更展现了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和独特的曲艺格律美。
熟练运用民间歇后语与市井俏皮话。康尔深谙底层百姓的语言习惯，剧中的台词充满了常州地区鲜活的泥土气息。如形容胡丹的痴心妄想，称其“做着春梦啃猪蹄——尽想好事”，其生动、形象、机智的语言风格符合阿喜作为街头艺人的身份，且以极高的信息密度在瞬间点燃喜剧效果。
“小热昏”曲艺形式与戏剧动作的无缝对接。剧作没有将“小热昏”的演唱当作游离于剧情之外的“插曲”或单纯的才艺展示，而是将其作为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人物心理的直接手段。唱词本身遵循着严格的押韵和节奏（数板、起腔），朗朗上口。这种以唱代白、亦唱亦演的方式，使得曲艺文本与戏剧文本高度互文，形成了独特的剧种辨识度。
五、艺术风格：“寓庄于谐”的含泪喜剧与崇高感
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喜剧性是由丑陋与空虚的现象引起的，它在掩盖着它的美丽的外表下暴露出来”。《万象归春》正是这样一部在“谐趣”中包裹着“庄严”，在“笑声”中蕴含着“泪水”的喜剧。
悲喜剧的深度交融。剧中的时代背景是极其残酷的，日机轰炸、国破家亡、逼良为娼、草菅人命，人物始终游走于生死边缘。面对如此沉重的历史性苦难，剧作并没有走一般苦情戏的煽情路线，而是采用了喜剧的消解与达观。阿喜在牢房中面对将死的绝境，在与尤四斗争中表现出一贯的幽默。这种直面死亡的幽默，必然产生一种悲壮的崇高感。观众在被人物滑稽的语言和动作逗笑的同时，内心深处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酸楚与震撼。
讽刺美学的大胆运用。剧作对反动势力的嘲讽是辛辣入骨的。如1949年初春古庙四大金刚“穷时求神，富时拜佛，生逢乱世，无人供奉，不如远走他乡”的告白，从民间立场发声，以浪漫主义的风格充分揭示了滑稽剧干预现实、针砭时弊的美学功能。
综上，由康尔编剧、虞杰导演、张怡主演的《万象归春》是一部有筋骨又不乏温度的优秀滑稽剧。康尔等主创以其出色的剧作架构能力、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悲天悯人的人民情怀，在历史的缝隙中勾勒荡气回肠的民间传奇。在小锣的沙琅琅声中，我们听到了底层百姓在风雨如晦中的无奈与不屈，触摸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孙书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所长，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