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傍晚到深夜，烧烤摊的白色烟雾混着水果的淡淡甜味在空气中缭绕。

大连一所大学门口的街巷，一些食品摊儿，几位摊主。

烟火人间。

他们，为生活忙碌着的平凡日常。

炭火微光，熬寻常岁月

下课铃响的时候，晚风正从北边吹过来，把校门口的烤串味、烤肠味、水果味搅在一起，热闹了半条街。

烧烤摊的炭火已经烧了半小时。摊主刘先生是丹东人，三十出头，穿一件深色格子衬衫，正把羊肉串翻面，一翻一压，油滴到炭火上，滋啦一声，火苗蹿起来又落下去。

一个男生凑过来，还没开口，摊主刘先生先说：“五串？”男生点点头，扫码付款。摊主从炉子边上抽出五串，又顺手多拿了一串，“最后一炉的，趁热。”男生接过去，咬了一口，含混地说了句什么，转身走了。

刘先生这个翻串的动作，一晚上要做上百次。有学生熟客来，他总是多给一串。学生说谢谢，他也不回什么，就点个头。旁边等着的一个女生好奇地问：“叔，你白天也在啊？”他摇头：“白天在店里。六点过来。”

“为什么不在店里好好待着，还出摊？”

刘先生笑了一下，手里没停：“出来多赚一点。孩子九岁，花销大。”他扬了扬下巴，指了指学校对面那条街的方向，“家就在那边。先把他接回去写作业，我再出来。”

说这话的时候，刘先生往那条街看了一眼。天色还没完全暗，路灯还没亮。那一片居民楼密密麻麻的，他儿子就在其中一扇窗户里面。每天傍晚他接儿子回来，看儿子把作业本摊开，铅笔盒摆好，才说：“爸爸走了。”儿子头也不抬，“哦。”他知道儿子不太高兴，一个九岁的孩子，想让爸爸陪着。但他没法解释太多——店租要交，房贷要还，孩子的兴趣班要续费，老家父母的养老费每个月都等着他汇款。

白天刘先生在店里。备料、穿串、腌肉、结账，一个人什么都干。傍晚，他把店交给妻子和伙计，骑着辆老自行车赶到校门口。从店里带出来的肉串码得整整齐齐，口味不用调，学生吃得惯。校门口客流来得急，走得也快，六点到十点半，他能卖出一百多串。多的时候两百串。一晚上多挣几十块钱，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块。这笔账他算得很清。

但这笔钱有多少能留在自己兜里，刘先生心里另有账本。店里的收入，摊上的收入，扣掉食材成本、房租、水电、伙计工资、孩子的补习费、老家的汇款……算到最后，剩不下多少。不过他心里的目标很清楚，只要店还开着，摊还能出，日子就还能往前走。他没什么宏大的想法，就是想把店撑住，把儿子供出来，不用像自己当年那样十六岁就出来干活儿。

这是刘先生出摊的第二个年头。之前他只是守着店，没想过还要出来摆摊。但去年房租涨了一次，孩子的补习班又多报了一门，他算了算账，觉得必须再找一条路。学校门口这个位置是他看了一个多月才定下来的——离家近，客流稳，晚上还能赶在孩子睡觉前回去看一眼。

“我白天在店里，晚上在这儿，两头跑。”刘先生跟摊位隔壁卖烤肠的阿姨说，“累是累点，但踏实。知道多烤一串，就能多挣一串的钱。”

对自己的生活，刘先生觉得“还行”。现在他已经过了那个会为多挣几百块兴奋的年纪，也很久没为少挣几百块慌过了。日子是一炉一炉烤出来的，一串一串卖出来的。急也没用。

街巷谋生，赴朝夕烟火

烧烤摊隔壁的铁板上，烤肠滋滋地响。香味很冲，走半条街都闻得到。摊主是位四五十岁的张阿姨，穿一件深色围裙，袖套上的油渍已经洗不掉了。她在肠身上划几道口子，油渗进去，皮就脆了。烤好肠递过去的时候，她总提醒一句“小心烫！”

有个等烤肠的学生问她怎么想到出来摆摊的。张阿姨说孩子工作了，做保险的，不用她操心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出来转转，挣一点是一点。”又补了一句：“这车花了八千块买的，不摆就亏了。”说完自己笑了。

从烤肠摊再往街边是水果摊，挨着马路牙子。一辆厢式小货车，车厢打开着，里面码着菠萝、小柿子。一男人站在车后面削菠萝，刀很快，皮落成一串。他削菠萝的时候几乎不抬头，手底下的动作是麻利而机械的——削皮、去眼、切块、装盒，一套下来不到两分钟。他媳妇在旁边把称好的小柿子装进盒子，十块钱一盒。

有个路过的男生问：“你们白天也在学校门口吗？”

男人头也不抬：“早上在别的小区。下午五点才过来。”又补了一句：“得跑好几个地方。”

“每天跑几个地方？”

“三四个。”他手里的刀没停，“早上去早市那边，中午在小区门口，下午来这儿。”

女人这时候插了一句嘴：“来大连几年了，换了四五个地方了。这儿学生多，生意稳当些。”说完又低头装盒子。

这对夫妻的一天，是从凌晨三点半开始的。

三点半，闹钟响。男人先起来，洗一把脸。女人多躺五分钟，然后也起来。两个人不多说话，穿好衣服出门。车停在楼下，他们要先去批发水果。

水果到位，他们开车去早市，占位置，摆货，一直卖到上午九点左右。早市散了以后，男人开车，女人在副驾驶上眯一会儿。车开到一个小区门口，他们支起摊子继续卖。下午三点多收摊，再赶到大学门口，四五点到，摆到晚上十一点。

一整天，两个人的对话没有多少。大部分是关于货的——“菠萝进多了。” “小柿子明天少拿点。” “那个批发商涨价了，要不要换一家？”他们已经习惯了用最少的词把事情说完。一起做了十几年生意，养成了不闲聊的习惯。

女人不太愿意跟人聊天，但偶尔话也会多起来。有个学生一次买了三盒水果，跟她聊了半个小时。学生问她每天几点睡，她说十二点多吧。

“那不是很累吗？”

“习惯了。累是累，摆摊虽然辛苦，但每天能看到钱。今天卖了多少，心里有数。”

她不知道大连算不算“家”。他们租的房子在郊区，一个小两居，东西越堆越多，但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安顿下来过。她想攒够钱，回老家开个小店，不用再到处跑。但这个“够了”是多少，她没仔细想过。她男人的想法更简单：有活干就行。

夜色收摊，余生皆有奔赴

傍晚六点半。街巷里人多起来，各个摊子旁边，学生三三两两围过来。

烧烤摊前的人最多，摊主在缭绕的烟雾里翻着串，火光照着他的脸，脸上带着笑，手上翻串的节奏很稳。

水果摊的男人在削菠萝，刀起刀落。女人在旁边给水果装盒子，有人要扫码，她说一声“在这儿”。

烤肠阿姨的铁板滋滋响，她用小刀麻利地在肠上划着口子。

大家各自忙碌着，手上的活儿没停过，嘴上的话也不多。

夜里十一点过后。校门口的路灯把人的影子拉长又压短。

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关了门。卷帘门拉到底，上面的招牌灭了灯。路边的居民楼里，大部分的窗户也暗了，只剩零星几扇还亮着，隔着窗帘透出模糊的光。整条街安静下来，偶尔有一辆汽车远远地过去，声音传过来，又很快消失。安静到能听见风穿过路边树叶的声音。

水果摊的夫妻俩开始收摊了。他们把保鲜箱的布盖上，男人把剩下的几个菠萝搬上车。女人看了一眼剩下的几盒水果，说：“明儿卖不了就自己吃。”男人“嗯”了一声。

小货车开上慢车道，媳妇坐在副驾驶，抱着包。水果箱在身后堆着，车厢里有菠萝皮的甜涩气味。路灯从车窗晃过去，一段明一段暗。路上没什么车了，整条街空荡荡的，只有他们的车在路上走。

女人开始算账。一个一个对着手机看今天的收款记录。菠萝卖了五十多个，小柿子卖了二十多盒。刨去明天进货的钱，今天还能剩一些。算完之后她没说话，看了一会儿窗外。“樱桃快下来了，去看看，今天有学生问。”她说，“去看看价。”隔了一会儿又说：“下个月房租该交了。”男人还是“嗯”了一声，双手抓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前面，没什么表情。

车窗外的路灯时亮时暗。车子穿过大连的夜，往郊区的方向开。他们的出租屋里，灯是关着的，冰箱里没什么菜。再过几小时，凌晨三点半，闹钟又会响。

烤肠阿姨也收得差不多了。她把铁板擦了一遍，用铲子刮掉边角的油渣，又用抹布抹了两遍。铁板擦得比刚买的时候还亮。这辆餐车八千块买的，她爱惜得很。她推着车往回走，房子不远，走路二十分钟。车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清晰又单调，偶尔压过一粒石子，咯噔一下。

进了门，她没急着洗漱。先坐下来，打开手机，翻今天晚上的收款记录。一笔一笔，八十三笔。她算了算，除去成本，大概挣了一百多块钱。她把手机放在桌上，给女儿发了条语音：“今天还行。你早点睡。”声音不大，怕吵着隔壁。

发完之后，她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女儿大概已经睡了，没有马上回。她就把手机放在床头，去洗脸了。路过窗户的时候往外看了一眼，街上已经没有人了。

烧烤摊主把炭火浇灭了。一壶水倒上去，白烟腾起来，发出嘶嘶的声音。余烬暗红了一下，慢慢变成黑色。他把铁签子一根一根收进箱子里，箱子搬到自行车上，绑好。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这是一部旧款智能机，手机壳发黄，屏幕角上有一些裂痕，噪点很多。没有新消息。儿子应该已经睡了。他在校门口多待了半个小时，已经比平时晚了。

他骑上那辆老式二八自行车。车是店里以前买菜用的，链条松了，每蹬一圈就发出咔嗒声。在安静的夜里，咔嗒、咔嗒……整条街都能听见。穿过第一条街，两边都是关了门的店铺——理发店、小超市、包子铺；穿过第二条街，路边停着一排熄了火的车，车窗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路灯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拉长又缩短。

回到店里，打开灯。他又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消息。儿子确实睡了。他在店门口的凳子上坐了一分钟。今天卖了将近两百串，加上店里的，这个月比上个月好一点。够了。他站起来，关了灯，锁上门。

明天，他还会先去店里。剁肉，腌料，穿串，结账。傍晚六点，伙计来接手。他骑上车，炉子绑在后面，去校门口，点上火，开始烤。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不是了不起的日子，也不是糟糕的日子。就是一串一串地烤，一块钱一块钱地挣。店是他的底线，摊是他的出路。儿子在长大，生活在往前走。他觉得还行。

深夜的校门口安静下来，路灯照着空荡荡的路面。明天下午六点多，摊主们又会从不同的方向聚到这里，支起摊子，点燃炉火，切开水果……

没有人说辛苦。

普通的日子，认真地过着。

哪条路都往前走，只要往前走，心里就是踏实的。（大连民族大学 李治捷 马艺菲 李烁程）